第5章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

易卜生（1828—1906）诞生在挪威的斯基恩城一个破产的商人之家。他从小就过着贫苦的生活，年轻时不得不自己谋生。他经历了家庭由富裕坠入破败的过程，由此而看到世人的真面目，感受着严酷的世态炎凉。因此，他格外憎恶无耻虚伪的小市民社会。

易卜生深受1848年欧洲革命的影响，热情投入挪威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他目睹了资产阶级政治家的软弱，投机和自私，于失望和痛苦中转向致力于民族文化和启蒙运动。1851年到1862年，他先后在卑尔根和奥斯陆担任挪威民族剧院的主任、导演和编剧。1863年，普法联军入侵丹麦，易卜生对挪威当局不支持丹麦深表愤慨，于是离国出走，在意大利和德国居住。正是在欧洲激荡的革命浪潮中，易卜生成为一位伟大的剧作家，成为现实主义戏剧的开山鼻祖。

现将易卜生的创作历程划为三个时期加以叙述：

一、早期剧作（1848—1868）

此时期，易卜生的剧作主要有：《凯蒂琳》（1849）、《勇士坟》（1850）、《厄斯特罗的英格夫人》（1855）、《苏尔豪格的宴会》（1856）、《奥拉夫·里列克兰斯》（1856）、《赫尔格兰的勇士》（1857）、《恋爱喜剧》（1862）、《觊觎王位的人》（1863）、《布朗德》（1865）、《培尔·金特》（1867）等。这些剧作，其题材多取自挪威古代的神话传说、英雄传奇、童话故事和民歌民谣等。

易卜生之所以钟情于历史性的题材，是因为他借此来表现他的精神探索，表现他那顽强的理想，以及对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的批判。在其早期剧作中，即表现了他对“人的精神革命”的追求。如他的第一部历史剧《凯蒂琳》，主人公凯蒂琳，一个英勇坚强的罗马贵族，面对残暴的贵族统治，发动了反对贵族的起义，因而悲壮死去。在剧中，易卜生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课题——人应当具有崇高的理想，人应当为了这个目标而贡献出所有的力量。这样一个具有诗意的主题贯穿在易卜生以后的剧作之中。

在《恋爱喜剧》中，他透过一个民间的恋爱故事，更动人地表现了他的精神渴求和理想情愫。一个年轻的诗人法尔克同一个聪明而坚强的姑娘汪希尔德热恋，他们已经订婚，但是他们从一对已婚夫妻的生活中了解到：原来一旦结婚，便是爱情的结束。婚后家庭生活琐事的纠缠，使美满的爱情不复存在。为此，他们决定不再结婚，使爱情得以纯真持久。易卜生在幻想着一个超然高渺的爱情境界。同时，他也批判了一些青年男女因结婚而变得庸庸碌碌，一派小市民的习气。

《布朗德》被认为是易卜生早期剧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主人公布朗德牧师维护真理，维护崇高的道德思想，反对小市民的卑琐精神世界，反对官方的腐朽道德，也反对教会的虚伪欺骗。为此，他的儿子夭折，他的妻子也因思念儿子，以及因为丈夫布朗德只是为了他的理想而置家庭于不顾而陷于忧虑和苦闷，最终离开了人世。但是，布朗德却不顾这一切，认为不能有丝毫痛苦的表现，否则，便是懦弱和罪孽。他对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是十分严酷的。布朗德要建筑一座新教堂来代替旧教堂，并借此作为他恢复和发扬古老理想的象征。他没有料到，新教堂的建成却被官方利用。布朗德遂将新教堂的钥匙扔到河里，又号召人们走出峡谷，走向山顶。布朗德为了追求真理奋不顾身，但却不能顾及人民的利益。最后，只剩下他孤身一人。他觉醒了，但是，他却在一次雪崩中死去。这是一出意蕴深厚、内涵丰富的哲理剧。它透过布朗德的形象，启示人们说，历史性的真理是不能永恒的，它将随着历史而消退其意义。此剧，虽然是现实主义的，但却也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成分和象征主义的手法。

二，中期剧作（1868—1883）

除《青年同盟》（1869）和《皇帝与盖利利恩人》外，易卜生自1877年即从《社会支柱》起，开始了他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剧的创作，著名的有《玩偶之家》（1879），《群鬼》（1881）、《人民公敌》（1882）等。这些剧本，开启了欧洲现实主义戏剧的先河。

《玩偶之家》是易卜生最有影响的剧作。主人公娜拉最后离家出走的开门声，被认为震响了整个欧洲。娜拉同她的丈夫，银行经理海尔茂结婚八年了，并且有了三个孩子。在海尔茂眼里，娜拉是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和“小松鼠”。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在剧本的故事还没有发生之前，一件事发生了：海尔茂病了，娜拉为了医治丈夫的病，瞒着丈夫并假冒父亲的名义签字借债，救活了海尔茂。这本是娜拉出于天真和对丈夫的爱而做的事情，却不料因此而引发了一场令人震惊的冲突。

剧本开始，海尔茂刚刚当上银行经理，正是他春风得意之时。他要辞退一个职员柯洛克斯泰，并准备把这样一个职位提供给娜拉的好友。而海尔茂要辞退的职员，正是借债给娜拉的柯洛克斯泰。这样，柯洛克斯泰就威胁娜拉，如果娜拉不能保住他的职位，他即把娜拉的假签字揭露出来。娜拉本以为平时那么爰着她的丈夫会全力支持她；想不到海尔茂接到柯洛克斯泰的揭发信后，却陡然翻脸，大骂娜拉是“下贱的女人”，是“伪君子、撒谎的人；比这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他认为娜拉断送了他的幸福和前途。

后来，事情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柯洛克斯泰受到娜拉女友的感化，改变了主意，退回假字据，收回他的要求。在这突转中，海尔茂也突然转换了他对娜拉的态度，“宽宏大量”地饶恕了娜拉，并声称他永远保护他的“小松鼠”。正是在这样的激变中，娜拉觉醒了，她发现她不过是丈夫手中的玩偶。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出走了。

在这出戏里，易卜生十分尖锐地提出了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的重大社会课题，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的温情脉脉的虚伪面纱，也透露出对资产阶级社会法律，宗教和伦理道德的深刻的怀疑。正如萧伯纳所说：娜拉的出走，在她背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更宣示着妇女个性解放和渴求自由的强烈呼声。此剧，在欧洲广泛上演，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同样引起巨大的反响。

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以其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展示，特别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同自然主义区别开来。易卜生创造了戏剧的崭新的创作方法；即以真实的描写生活为美学原则，他醉心于日常的生活描写，但却注重对生活现象的典型细节和典型人物的选择和提炼。在戏剧形式上，要求结构的高度集中，语言的生活化，在舞台上创造出真实的生活幻觉。易卜生被认为“首创让戏剧成为争论的场所”而萧伯纳认为这是易卜生为戏剧提供的“新技巧”。他说：“采取讨论的方式，把讨论逐步发展，直到它覆盖和渗透了动作，最后把动作吸引进去，把戏剧和讨论实际上合而为一。”而易卜生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显然也更为细腻而深化了。正因此，使他所创立的现实主义戏剧成为一个时期内世界范围的现代戏剧的主潮。

三，后期剧作（1884—1899）

在后期，易卜生的创作由社会问题剧转向对现代人的心理，尤其是病态心理的分析，对理想同现实背离所产生的悲剧的思考。而在创作方法上，更具有现代主义的先期特征，特别是象征这种艺术手法，在他的戏剧艺术中所占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有人把他的后期剧作称为“象征主义时期”。剧作有：《野鸭》、《罗斯莫庄》（1886）、《海上夫人》（1888），《海达·高布乐》（1890）、《建筑师》（1892）、《小艾友夫》（1894）、《约翰·博克曼》（1896），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等。

《建筑师》写一位建筑师索尔尼斯，聪明，有才，他不惜一切代价，追逐名利，追求成功。他亲自建造了一座有着高塔的教堂，并登上了他人不可企及的高度，把美丽的花环绑扎在塔尖风标上。一个小姑娘希尔达对其英雄行为崇拜不已。索尔尼斯对她说，十年之后他将再次登上塔尖，并建筑一座城堡作为礼物送给她。但是，当他获得这一切时，心灵和性格却变异了，他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挤压折磨有才华的年轻人的魔鬼。多少年过去后，他忘记了对小姑娘的许诺，并得了晕眩症，畏惧登高。但是，希尔达长大了，她找上门来，要求得到王国城堡，要求索尔尼斯重登塔尖。索尔尼斯下决心克服软弱和恐惧，终于登上塔尖，但最终还是摔死了。这个故事，带有深刻寓意，索尔尼斯的一生具有象征性，他在名利追求上的成功，都成为人生的一种赘物；成为精神异化的渊薮。他的死，既是对这种异化的批判，同时，也是对造成他心灵异化并走向精神死亡的力量的战胜。“他究竟爬到了顶上。”易卜生晚年对现代社会给人类精神所带来的灾变有着深刻的思索，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有着更具有诗意哲理的探求。他惊异于这种变化，而在艺术上也从现实主义走向了现代主义，可以说，他也是现代主义戏剧的始祖。《建筑师》是易卜生现代主义戏剧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