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暨南大学石沧金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民间信仰海外传播图谱与功能研究”，在短短两年时间已经完成四部书稿，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书稿付梓之际，沧金教授执意索序，推辞不过，乃不揣谫陋，略陈数语，聊报沧金教授厚谊于万一。

民间信仰是历史上中国民众最广泛、最深厚的信仰形态。从超自然力崇拜这点来说，民间信仰与制度化宗教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且可能比制度化宗教出现更早，只是以极其多样化的弥散型方式存在，尚未完全具备系统的成文经典、严密的科层组织、专门的神职人员。因此，中国学术界早就以“非制度化宗教”称之，将其列入宗教学研究的对象。而所谓制度化宗教，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但始终是与民间信仰共存共在、并驾齐驱的，更必须依靠民间信仰的观念意识和信众群体作为自己重要的前置条件和生长基盘。即使是某些高扬“一神论”旗帜的外来宗教，面对中国固有的宗教传统、宗教生态，也不能不做出种种调适乃至变形，在许多基层信徒的宗教生活中呈现出具有明显民间信仰色彩的功利性、“造神性”表象及效应。佛教、道教以及明清以降的大量民间宗教，在实践层面与民间信仰的联系则几乎可以用“水乳交融”四个字来形容。其中，佛教、道教又向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供给或回馈了一系列概念、传说、神祇、仪节，以至活动样式、话语模态，进一步丰富了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内涵和面貌；也使同时关注佛道教与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之间的多重互动，成为无论是社会史视角下的佛道教研究，还是宗教学视角下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研究都不应绕开的必要选题。

从近古以迄现代，土生土长的中国民众被迫到海外寻求生计蔚成一种司空见惯的迁徙活动。东南亚国家是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闽粤一些地方民间“下南洋”的主要目的地。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国家内部逐渐形成了以若干不同祖籍地为相对集中来源的华人移民族群。由是，中国民间信仰也如影随形般跟着这些华人移民的脚踪，进入异国他乡的山陬海角、市井田畴，在为移民群体提供精神锚地和乡愁寄托的同时，成为华人华裔保持与母体文化的特殊关联从而维系自身民族意识与民族特性的重要纽带。因此，如果将海外华人民间信仰作为特定研究对象，就不但要研究前面提到的中国民间信仰领域的普遍性问题，而且要关注超出中国本土民间信仰研究的特殊性问题；要在研究中加入华人群体的文化共性之下又因阶层分别、祖籍分别所造成的信仰圈层和地域性区隔，与所在国主体民族、优势宗教的关系等异于中国本土的文化—政治环境，当代世界范围现代化、全球化发展对华人群体传统思想文化格局的影响等诸多因素，也不能不在研究视域中观照当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文明之间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样一些宏大而现实的背景。对于身在中国大陆的研究者而言，如何针对这样一个研究对象，恰如其分而又推陈出新地设定相应的研究框架，无疑比单纯研究中国本土民间信仰更多了一份挑战。

长期以来，石沧金教授一直在主动寻求和回应这份挑战，很早就将源于中国的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在海外华人社群的历史和现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表现出一名中国学者的国际眼光和文化担当。2014年，他以在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国家数年田野调查为依据撰写的专著《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出版，为承担“中国民间信仰海外传播图谱与功能研究”课题打下了良好基础。2018年，“中国民间信仰海外传播图谱与功能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项，说明他以往的学术成就和最新思路得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部门的高度认可，也促使他和包括外籍学者在内的他的课题研究团队在海外中国民间信仰研究方面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力求推出观察深度和理论建构都更具特色、更有新意的系列成果。从现已完成的几部著作来看，沧金教授的立项初衷正在得以实现。这几部著作，围绕中国大陆特别是闽粤等地部分传统民间信仰在以东南亚为主各国的历史脉络、活动状况、社会功能、文化价值，进行了多侧面、多维度的描述和探讨，并不同程度地给予宗教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诠解，穷原竟委，图文并茂，勾画出一幅又一幅源远流长的中国民间信仰在海外华人中间保存、传承、发展、嬗变的生动景象，形成了对这个丰富多彩的现象群的一次多学科研究的最新尝试，其成果是值得赞许，更值得祝贺的！

对于这些成果的时代意义和学术价值，我以为，自己2014年为沧金教授《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在马来西亚出版所写的序言当中的一段话，仍然可以用到这里作为参考：“近十多年来，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研究，在我国宗教学乃至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国际问题研究等诸多学术领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方向，一个课题来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中国社科院都对一系列相关项目有所资助，有关的研讨会不断召开，各类成果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台湾、香港、澳门学界及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南洋’华人学术文化圈也在东南亚华人宗教信仰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新的成绩。一个具有融贯海内外中华宗教文化广阔视野的大的研究格局，正在国际范围和两岸四地相互呼应之间悄然成形。这种状况，实际是伴随着中国和平发展大趋势而出现的中华传统文化复振局面在宗教研究领域的反映，与鲜明地表现在当代‘南洋’华人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当中的民族文化传承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也体现了活跃于其中的学者群在‘大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框架内所产生的问题意识和责任意识。”

不仅如此，新的这些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又为推进中国民间信仰的普遍性研究及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的特殊性研究，开辟了新的认知路径和思考点位，给今后的研究带来一系列值得深入探索的新问题，当然，也还有一些常解常新的“老问题”。譬如：民间信仰的“宗教性”与“世俗性”的关系，中国民间信仰乃至宗教信仰主体“功利性”取向的价值评估，不同神祇在民间信仰功能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民间信仰在多元化宗教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意义，民间信仰的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在当代中国与海外华人中的异同，海外华人民间信仰与所在地域佛道教、民间宗教的互动关系和发展前景，海外华人民间信仰与“一神论”宗教及土著文化、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发展趋势，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祖源、跨区隔、跨功能整合演变的动向与形态，海外华人新移民和华裔新生代与老一代华人华裔对于民间信仰的认同度、参与度比较，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神祇和宫庙与中国大陆祖神祖庙的关系及“互哺”“反哺”状况，民间信仰向制度化宗教发展的社会条件及可能形式，民间信仰所衍生的联谊组织和社会实体的维持机制、运作模式及社会管理方式，……等等，不一而足。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沧金教授的课题组对这些方面的研究涉入不够，而恰恰是可以借助这次的机会，激发学术界同仁在中国民间信仰和海外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中继续有所作为，有所前进。

回到本题。如同中国本土民间信仰形态在现实中多有改变一样，当代海外华人世界的民间信仰形态也在经历着不容忽视的变化。也是在当年《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的序言里，我曾写到：“海外华人传统宗教文化包括民间宗教、民间信仰，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冲刷激荡之下，不能不发生比以往时代更加明显、更加多样的嬗变，这样的嬗变甚至意味着某种衰变或异变。因而，它们似乎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依靠对其母体文化源头活水的不断探掘开发，维系乃至重构相对稳固的自组织、有依托、可持续的自我营卫体系，以保证在不可避免的嬗变当中坚守不可放弃的文化特质。”“中国大陆学者从学术研究角度对海外华人宗教信仰历史和现状的揭示、探讨，代表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母体文化对海外华人宗教信仰主体的一种特殊的滋养方式和奥援形态，蕴含于其中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是可以久久耐人寻味的。”时至今日，我依旧秉持相同的观点，也为自己曾经服务三十余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2002年组团考察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德教会为明确开端（我荣幸地受命联系和参加了这次考察。考察形成的初步成果集中见于2011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陈景熙、张禹东主编之《学者观德教》一书），在前任和现任所领导擘画带领下，投入很多努力，持续开展海外华人宗教和民间信仰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而感到鼓舞。因此，在结束这篇总序的时候，我发自内心地祝愿石沧金教授及其团队，祝愿宗教学等各学科研究中国本土和海外华人宗教及民间信仰相关课题的学界力量，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共同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相互合作，相互提携，不断承担起新的使命，创造出新的荣光！

张新鹰

夏历辛丑（2021年）立夏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