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缘起

笔者自2008年起开始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当地的华人。原因是除我在印度尼西亚有亲戚外，更重要的是想看看后苏哈托时代印度尼西亚华人的现实生活。2008年1月20日—2月3日、8月18日—9月3日，笔者从广州前往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随后又从雅加达坐火车到达万隆、井里汶、三宝垄，以及飞往棉兰等地。所到之处，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华人的庙宇，这些地方的华人庙宇真是有所谓“三步一庙、五步一寺”的感觉。在考察这些地方期间，笔者还应邀参加了当地华人庙宇的一些祭祀活动。正是由于参加了华人庙宇的祭祀活动后，笔者得出了一个想法或结论，即华人的民间庙宇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文化中心，而华人庙宇的祭祀活动则是华人文化活动的展示。由此可见，要想真正地深入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研究者需将华人宗教信仰作为第一研究对象。所以自2008年考察印度尼西亚回来后，就拟定了要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宗教信仰，特别是华人民间信仰的计划。

2009年笔者申报了广西民族大学的校级课题《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为了完成课题，笔者于2010年3—4月又从广州出发，乘飞机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棉兰、坤甸、三宝垄，开始了近两个月的调研。这也是笔者继2008年1月、8月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田野调查以来的第三次调研。而在2012年7—8月、2015年7—8月、2017年3—4月、2018年7—8月，笔者又先后四次到达这些地区前后近五个月。由于研究经费有限，以及印度尼西亚华人分布较广。笔者的7次田野调查只选择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的4个聚集地，即爪哇岛的雅加达、三宝垄，苏门答腊岛的棉兰，以及加里曼丹岛的坤甸。选择这四个地方的主要缘由是笔者感觉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外岛华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雅加达、三宝垄的华人位于印度尼西亚主流文化——爪哇文化的地区，而北苏门答腊省棉兰，以及加里曼丹岛首府坤甸的华人则位于多元文化的外岛地区。笔者试图通过对这四个地方华人的比较研究，以便寻找出处于不同文化环境的华人是如何在印度尼西亚生存和发展的，而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这四个地方华人的研究，探讨他们是如何保存和延续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华人民间信仰的传承、创新，以及变迁等问题。

二 学术史回顾

宗教信仰是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文化影响着当地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有关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并不多见。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史料的挖掘，以及一些学者前往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考察与调研，该研究成果才比以往有所增加。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

一是早期就有一些学者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宗教信仰进行了描述与分析。20世纪30年代，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的林天佑出版了《三宝垄历史》一书，对该地华人庙宇的形成与宗教活动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探讨。[1]二是对华人庙宇史料的收集与整理。20世纪60年代印度尼西亚学者莽牙拉查·翁冈·巴林桐安于1964年在雅加达出版了《端古劳》（Tuanku Rao）一书，该书是专门介绍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历史的著作，不过该书的附录中收录了一部《三宝垄华人编年史》，其原稿出自印度尼西亚爪哇三宝垄（Semarang）、塔兰（Talang）、井里汶（Cheribon）三地华人庙宇所珍藏的档案。该档案记录了这些地区华人穆斯林传播伊斯兰教等的活动。[2]1985年法国学者苏尔梦、龙巴出版了《雅加达华人社区庙宇》一书，这是他们在雅加达调查的结果。他们认为自17世纪中叶至1975年，雅加达至少有72座庙宇。它们是华人在异域祈求神灵庇护，凭借血缘、地缘和业缘等互助、合作发挥传统文化的体现。[3]1988年，德国学者傅吾康编著的《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一书出版，其中对印度尼西亚华人庙宇的碑刻、铭文和牌匾等进行了收集与分类，具有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价值[4]；三是在收集与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对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宗教信仰进行分析与研究。这些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华人与印尼伊斯兰教

有关印度尼西亚华人与印尼伊斯兰教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一般认为，伊斯兰教最初传入印度尼西亚是公元7—8世纪，它是直接由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传入的，他们首先抵达苏门答腊沿海地区，边经商边传教。而13世纪下半叶是伊斯兰大规模传入苏门答腊的时期，当时印度尼西亚已有华人穆斯林。印度尼西亚百科全书提到，9世纪下半叶唐末黄巢起义造成中国南部沿海的众多穆斯林逃亡南洋。[5]15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曾在爪哇等地传播伊斯兰教，同时促进了华人穆斯林队伍的扩大。而英国马礼逊著《外国史略》则认为，郑和下西洋时到爪哇，“使弃偶像，而拜回回教主”。即伊斯兰教是由郑和传入的。[6]荷籍华人施福泉在其《第六代华人》（又译《南洋华人》）一书中认为，14—16世纪在传播伊斯兰教的9位贤人中有7位是华人。[7]西斯沃诺认为，爪哇岛上第一个伊斯兰王国出现在该岛的淡目地区，其建立者是华人穆斯林陈文（Senopati Jin Bun），即拉登·巴达。[8]阿孟·布第曼的《在印尼的华人伊斯兰社区》中描述道，1512年葡萄牙汤姆·比勒斯（Tome Pires）沿着爪哇岛航行，发现那儿有华人穆斯林。由于他们在当地已定居70年，因此他们的子女同化成了“爪哇人”。[9]印度尼西亚学者甫榕·沙勒指出，印度尼西亚早期华人穆斯林一般都被当地原住民同化。15世纪，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华人与当地居民的混血已非常广泛。[10]有关华人穆斯林活动的情况，龙巴与苏尔梦认为，18世纪时华人穆斯林社团在许多大城市出现了。[11]

2.华人与天主教和基督教

天主教和基督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出现大约是在13—14世纪，即有一个意大利的天主教传教士巴特尔·约翰纳斯（Par Johanes）在去帝汶岛途中曾在爪哇停留。不过，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传播，应该是在16世纪初，因为天主教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在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马鲁古群岛争夺势力范围是在这一时期，而基督教则是在17世纪由荷兰传入印尼的。[12]有关印度尼西亚华人基督教教徒，据荷兰学者穆勒尔·格吕赫尔在其《印尼基督教史》一书中称，印度尼西亚华人基督教教徒与原住民的基督教教徒几乎在同一时期出现的。[13]而印度尼西亚华人基督教教徒和天主教教徒人数的增加，是在苏哈托统治时期，一部分华人因信奉被原住民看作是封闭式的“外国宗教”，另一部分华人信奉的“孔教”，都不被当局承认，于是一些华人，特别是受西方教育的华人学生和知识分子，便纷纷加入天主教或基督教。如印度尼西亚华人学者郑绍业认为，1965年前后约有12%的印度尼西亚华人皈依基督教和天主教[14]，而又据美国学者弗兰克·柯里研究，1968年印度尼西亚华人基督教和天主教教徒达263000人，占印度尼西亚华人总数的8.8%，或占土生华人总数的17.5%。[15]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华裔新生代有许多就读于基督教和天主教所办的学校，促使皈依这两种宗教的人逐渐增多。

3.华人与“三教”、孔教

自宋元以来，中国国内就有许多人同时信奉佛教、道教和儒教。随着中国移民来到印度尼西亚诸岛屿，他们也将这种文化传统带到当地，形成了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流行的所谓“三教”现象。印度尼西亚学者苏山多·加尔托哇特莫佐在其《印尼华人的宗教信仰》一书中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华人以孔子学说为头顶之冠，以道教教义为腰际之带，以佛教经典为足上之履。[16]对于中爪哇三宝垄三保庙的三教特点，新加坡学者李炯才写道：“三宝（保）庙具有宗教合一的特质。佛教的外观表现在寺庙的形式，道教是表现在古典遗迹的审美气氛，孔教的景观是呈现孔子的肖像，以及几百名水手遗迹，代表着孔教提倡祖先崇拜的教旨。”[17]可以说，三教与印度尼西亚华人生活密切相关，缺一不可，正如创建“三教会”的印度尼西亚华人郭德怀所认为的，“所谓‘华人宗教’，即早在中国清朝就有朝廷认可的三种宗教——儒教、佛教和道教。实际上华人的宗教信仰大都与上述有联系。因此，无论是儒教徒、佛教徒还是道教徒，在他们中只崇拜一种宗教者为数不多”[18]。

孔教，应该是印度尼西亚华人社会的一个独特宗教。印度尼西亚孔教是一个源于中国的儒学，以“四书”和“五经”为经典，并发展出有专门的教职人员，实行教职级别的制度化宗教。资料显示，印度尼西亚的孔教正式形成于20世纪初，即1918年中爪哇梭罗孔教会的建立。随后泗水、三宝垄、万隆、日惹等地陆续出现孔教会组织。1923年，孔教总会（Khong Kauw Tjong Hwee，简称KKTH）在日惹成立。[19]较早研究印度尼西亚孔教的学者是廖建裕，其在《孔教在印尼》和《印尼孔教现状》中介绍了孔教的教义、教规、孔教的布道仪式等，还分析了印度尼西亚孔教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并探讨了印度尼西亚孔教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孔教在印尼已经发展成为不折不扣的宗教”[20]。廖建裕又在2005年《当代印度尼西亚佛教与孔教的新发展》一文中探讨了苏哈托下台后印尼孔教的发展，分析国家政策对孔教和佛教的影响[21]；同年，印尼学者穆·伊克萨·丹高柯的《认识印尼孔教》和辛达·戴维·伊萨尔的《文庙——孔教最后的堡垒》出版。前者运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儒学发展的历史与孔教教义、教规、组织、仪式等。后者则分析与探讨了泗水孔教会的历史与活动。[22]有关印尼孔教产生的背景研究，有法国学者苏尔梦（Claudine Salmon）与龙巴的《南洋群岛华人至儒家学说及改良主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23]，以及苏尔梦的《十九世纪印尼泗水地区围绕福建功德祠的礼俗之争》[24]等，着重研究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的东南亚华人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和孔教复兴运动，较深刻地分析了印尼孔教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关孔教的作用，近期苏吉利·古斯德伽在其《试析印尼华人社会孔教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认为，孔教信仰展现了印尼华人（土生华人）在非物质文化方面特有的形式，这点与他们的传统风俗习惯类似，当然土生华人也有物质文化方面的衍生，诸如卡巴雅服饰、蜡染、菜肴、家具和建筑等。这些文化形式构建了土生华人的完整形象，这也是印尼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25]

（二）国内学者的研究

从国内来看，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就研究者来说，早期是一些归侨学者，凭借着自己曾在印尼生活的记忆和印尼语优势进行相关研究。稍后，一些历史科班出身或具有历史功底的学者加入此研究领域。进入21世纪后，一些在读博士期间将印尼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以及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年轻学者也开始关注与之相关的问题。

国内较早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宗教信仰的应该是具有归侨背景的郑仁良、孔远志、黄昆章等学者。郑仁良自1986年开始陆续发表《印尼华人新流派——伊斯兰兄弟协会》[26]、《印尼华人同化中伊斯兰化问题初探》[27]《两次大战之间的印尼民族运动与华人穆斯林》[28]等文章，对印尼华人信奉伊斯兰教的历史、华人穆斯林的特点、实现华人伊斯兰化的阻力，以及印尼政府和社会对华人伊斯兰化的反应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伊斯兰化是印尼华人社会的新动向，其不仅有利于华人的生存发展，也是华人自然同化的发展趋势；孔远志于2000年出版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一书，书中收录了他在1985年至1998年在国内一些刊物中所发表的文章，其中有关印尼华人宗教信仰的文章大约有13篇。这些文章分析与探讨了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在印尼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印尼华人的孔教的兴衰，华人穆斯林的产生与特点，以及郑和与爪哇三宝垄的三宝庙等问题。在这些文章里，孔远志把目光投向印度尼西亚佛教，通过梳理佛教在印尼的传入和发展，揭示了印尼华人现代佛教的特点是三教合流和多元神祇，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印尼社会，佛教进行了适应现代化的尝试。而早在13世纪下半叶伊斯兰教大规模传入苏门答腊之前，印尼已有华人穆斯林。孔远志认为印尼华人宗教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中国传统宗教为主体、供奉多元神祇、与非中国传统宗教融洽相处、坚持祖先崇拜等。在此特点的影响下，印尼华人的传统宗教将会长期存在，华人天主教教徒、基督教教徒和华人穆斯林的队伍将继续扩大，而且华人宗教信徒将为印尼的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29]此外，暨南大学黄昆章也是较早研究印尼华人宗教信仰的学者。他对印尼早期的佛教进行了阐述，主要从三教会、华人庙宇和苏哈托时期的佛教信仰状况三个方面对佛教的发展进行梳理，反映佛教发展的现状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展望。[30]

除了以上有归侨背景的学者外，一些历史科班出身或具有历史功底的学者也加入了相关研究。许国栋的《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认为，苏哈托时期印尼华人借以维持民族特性的几大支柱消失殆尽，唯独华人的宗教，包括大乘佛教、孔教、传统民俗信仰和祖先崇拜等，是全面同化中无法逾越的鸿沟，成为印尼华人维持民族特性的唯一渠道。[31]朱明忠认为在印尼看到的孔教和孔子学说已经不是中国传统的孔孟之道，孔子思想在印尼的传播中已改变了其原本的许多内容和形式，为了适应印尼华人的政治和社会需要，它已经演化为一种不同于其传统形式的特殊形态。[32]钱江通过介绍及解读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汉纪年》这两部印尼早期华人留下的文献，力图说明15世纪初印尼群岛信奉伊斯兰教的热潮与郑和的鼓励和推动有莫大的关系。认为在郑和下西洋前，闽南方言群（包括福建漳泉人和广东潮汕人）的私人海商在东南亚各港埠已拥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在郑和及其助手的大力推动和组织下，明代前期的中国穆斯林以占婆为中心，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群岛组成了自己的贸易和传教网络。[33]而廖大珂根据《三宝垄华人编年史》有关华人穆斯林活动的记载，并结合中外史籍的相关资料，对早期华人穆斯林在印尼伊斯兰教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做一粗浅的探索，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考察印尼早期华侨华人的历史，论述华侨华人对印尼历史和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34]；王爱平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从宗教仪式中探讨孔教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还通过阐述印尼孔教的形成和发展，说明孔教是中国儒学的宗教化，并认为印尼孔教在传承华人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宗教在华人文化传承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往往是通过宗教仪式、宗教礼仪进行和实现的。[35]2010年王爱平出版了她的博士论文《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该书系统考察了印尼孔教的历史渊源、宗教特征、文化内涵，这是中国学者第一部研究印尼华人孔教的专著，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王爱平随后还对印度尼西亚孔教的祭天仪式、印尼孔教与“三教”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华人的传统文化可以藉宗教的名义渗入印尼当地社会，这将为印尼华人进一步融入当地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36]

值得一提的是李天锡先生，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进行研究，陆续发表了分析妈祖、观音、关公、吴真人等神祇在海外华人的传播情况。[37]于2005年出版的《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一书探讨了中国民间信仰在海外华人社会中的传播与影响，对海外华人共同信仰的神祇如关帝、观音等的来历、分布、作用及影响进行了分析。该书在一些篇章中分析了观音、妈祖、关公等原乡神灵在印尼华人社会的传播及其特点。李天锡2008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海外与港澳台妈祖信仰研究》，是迄今为止系统研究海外妈祖信仰较为全面的著作，该著作在第3章至第7章分别研究了妈祖在海外华人社会的传统情况，其中也概括了妈祖信仰在印尼华人社会中的状况。[38]对于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价值和发展趋势，李天锡认为，华侨华人民间信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而民间信仰可能可以继续维持发展。[39]

进入21世纪，一些博士以印尼华人作为其学位论文研究对象，另外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的年轻学者也开始关注印尼华人的宗教信仰。莫嘉丽认为印尼华人信仰多教混合，供奉多元神祇，呈现出一种重现世、重实用的特点，这是中国民间宗教的多元取向特性在海外的延续。华人对中华民族宗教观的执着认同，其实质是对自己种族的自我认同，对种族文化的认同，以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40]张禹东在《印度尼西亚全面同化政策下的华人宗教文化》中认为，华人作为印尼民族大家庭的一部分，将会一如既往地与印尼社会其他民族一起融洽相处，继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华人的传统宗教作为民族文化的深层要素，也将继续顽强地保留在印尼华人文化的核心，仍将继续成为印尼华人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参与共同组成印尼社会多元化的宗教文化[41]；江振鹏在其《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初探》一文梳理了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的发展脉络，认为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在印尼1998年以来的民主改革新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其利用自身的优势，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慈善活动，反对种族歧视，塑造华人穆斯林特有的文化认同，在中印尼宗教文化交流中发挥了窗口和示范作用，成为沟通华人社会与当地穆斯林社会、构筑多元和谐印尼社会的重要力量[42]。2014年，石沧金出版了《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一本对东南亚及其他地区的民间宗教如先天道、青莲教、一贯道、真空教、德教等教派的来龙去脉，以及闽籍、粤籍、琼籍、潮州籍和客家籍华人后裔不同的区域性、乡缘性民间信仰进行研究的著作，书中对印尼华人民间宗教信仰做了一定分析与探讨。[43]此外，罗发龙在其《边界维持理论视野下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变迁分析》中认为，由于华人祖先崇拜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华人宗教与伊斯兰教巨大的差异，使华人的宗教信仰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将成为维持族群边界的特性。[44]施雪琴、许婷婷在《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民丹岛华人民间信仰的传播》中认为，民丹岛华人传统信仰的复兴与发展是印尼政府宗教政策与多元文化思想推动的产物，民丹岛的闽粤人移民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文化以及跨国的华人社会文化纽带是推动民丹岛华人宗教复兴的重要动力。[45]沈玲在对雅加达500余名华裔青少年的调查后发现，印尼华人家庭三代人中每一代都存在着多种宗教信仰，印尼华人家庭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局面[46]；郭武在其《“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印尼道教》中认为印尼华人的道教目前虽然是在“三教”名义下活动，且常与民间信仰混融而不能被视为“纯粹”，但由于当地不少华人声称自己信奉道教，以及当地许多庙宇供奉玄天上帝、关圣帝君、玄坛元帅、张天师等道教神灵，可知他们的身份应当属于道教信徒。[47]王鹏在其《信仰与乡愁：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东南亚郑和清真寺与华人穆斯林》中指出，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华人穆斯林实际上起着传播有中国特色伊斯兰教的作用，与源自中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派一道，共同丰富、重建了当地人的精神世界。[48]潘玥、肖琴在其《“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和下西洋历史记忆的重构》一文中认为，从文化、旅游等角度重构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记忆，对澄清地域误解和文化偏见，促进双方文化旅游合作和贸易发展，意义重大。最终旨在使之服务于“一带一路”大背景下的中印尼经济合作。

总的来看，上述学者的成果为本书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不过相关研究还存在着几方面的不足：第一，从获取资料来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一些学者注重从历史档案去获得资料，而较少关注或采用现实资料，所以收集的相关研究资料显得不够全面；第二，从研究视角来说，由于注重从历史档案获得资料，所以大多数学者以历史学方法研究较多，而运用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较少，从而对印尼华人的民间信仰现状与走向着墨不多；第三，一些年轻的学者从国际关系，或从宏观的视角来研究印尼华人民间信仰，虽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但由于缺乏具体的实例，使其研究的力度显得较为苍白；第四，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前往印尼进行田野调查，获得了许多现实的资料，写出了一些较为扎实的论著，但由于只是就某一个专题或从某一个角度进行研究，故而不能很好地和充分地展现印尼华人民间信仰的全貌。

三 研究路径与研究方法

本书力图全面把握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客观评价和充分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广泛地收集资料和细致而审慎地解读，并采用近十年来笔者在海内外的田野调查资料，以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为背景，从原乡与在地化的视角，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印尼华人民间信仰历史演变的轨迹与发展现状。

在近十年期间，笔者曾先后7次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坤甸、棉兰、三宝垄、万隆和井里汶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在调查期间，笔者是以人类学的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两种方法作为主要的调查手段；笔者既以当地人所说的印尼语、华人方言为交流工具，同时因为有一些真正的亲缘关系，所以参与观察的程度远较一般外国学者在研究华人社会较为方便。除了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外，前后7次调查中，笔者也采用了问卷法作为收集补充材料的方法。而在写作过程中，笔者还利用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包括中国的古籍、四地华人报刊和社团的出版物，以及一些印尼文、英文资料，其目的是将其作为这四地的人文和历史背景资料加以分析。

四 基本框架与研究内容

本书的基本框架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论三部分组成，其内容如下：

绪论：旨在介绍研究的缘起、学术史回顾、研究的路径与方法、研究内容。

正文部分由七章组成：

第一章主要概述印度尼西亚，特别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地区雅加达、坤甸、棉兰和三宝垄的地理与历史背景。这几个地区由于处于不同的地理纬度与文化区域，从而在地理分布、历史文化的演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第二章主要梳理了中国移民迁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坤甸、棉兰和三宝垄的背景与过程，以及这些地区华人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国人较早移居爪哇地区，而许多中国移民出现在吧城（雅加达）是在荷兰殖民时期；三宝垄在公元10世纪就已有中国移民陆续来到此地，而大量中国人移民三宝垄则始于15世纪；坤甸和棉兰的华人因移居的时间较短，而且又处于印度尼西亚的外岛地区，以及毗邻人口较多的马来西亚，所以保留了较浓郁的华人色彩。在荷兰殖民者时期，荷兰统治者为防范当地的华人，而将他们迁徙到所划定的区域居住，从而形成了一些称为“唐人街”的华人社会。

第三章主要从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文化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形成的源流与类型。印度尼西亚华人大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主要有佛教、孔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而华人民间信仰体系的源流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来自原乡的神灵，即祖籍国的神灵，这种神灵是中国移民在迁移时所带过来的，建构了所谓的原乡民间神灵体系；其二是华人为了适应当地，或者主动接纳当地的神灵，即将当地的鬼神崇拜纳入自己神灵体系中，或者为了一些原因塑造新的神灵，并将其纳入在地化的神灵体系之中，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在地化民间神灵体系。正是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文化的宗教信仰，构成了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类型的多元化及其复杂性的内容。

第四章主要探讨印尼华人民间信仰庙宇的分布及祭祀空间。印尼华人民间信仰庙宇及其文化，其形成的历史与华人移民同步。这些华人民间信仰庙宇既是华人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当地旅游文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印尼华人在异乡他域祈求神灵庇护，凭借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关系开展互助、合作与发扬传统文化的体现，建立了许多庙宇，这些庙宇大都集中在华人聚集区，与华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印尼华人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祭祀圈”，是以庙宇神祇为崇祀对象的祭祀活动，这种活动往往具有相对稳定的祭祀空间。这种祭祀空间是以不同神祇的影响力度，以及不同群体对神祇的虔诚程度不一为基础的。印尼华人民间庙宇延伸出来不同的神灵祭祀空间，其分为四个层次，即具有全社会神灵的祭拜空间、具有社区或地域神灵的祭祀空间、具有部分社会群体神灵的祭祀空间和具有家庭神灵的祭祀空间。

第五章主要分析印尼华人民间信仰庙宇组织的历史演变及类型。在印尼华人社会，大多数庙宇都建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也被称为神缘社团组织。在早期，印尼华人社团组织大多诞生于庙宇，或在庙宇的基础上形成，从而出现了一道民间信仰的社会景观，即寺庙与社团组织同处一所的景象。换句话说，社团组织设在庙宇中，或庙宇附设于社团组织的场所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香客和香火钱的增多，为了加强庙宇的管理，有些庙宇自行建立炉主制度，或成立基金会，并形成了统一的组织。

第六章主要探讨印尼华人民间信仰的文化体系。一般来说，印度尼西亚华人民间信仰的文化体系，主要表现在象征与视觉方面。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和仪式构成了象征体系的主要内容。神灵和民间信仰仪式形态，包含着各种角色的参与者和复杂的集体行动，特别是信仰仪式形态表现出来的则是信仰中的内在结构和事件。印尼华人民间信仰庙宇的外在形式和内在表征，则建构了庙宇的视觉体系，即印尼华人民间信仰的文化表征，其具体体现在寺庙文学和寺庙艺术，其主要由建筑艺术、匾额、楹联、碑文等所构成。

第七章主要研究印尼华人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从印尼华人民间信仰的历史来看，它所走过的全部路径，它所经历的发展轨迹不外乎传承与创新。从印尼来看，当地华人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实质上是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的延续。不过，由于印尼所处的环境不同，爪哇和外岛华人在传承民间信仰文化传统的过程中，会受到当地或周边文化影响。而印尼华人民间信仰文化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构建适合当地民众的民间信仰文化，其途径之一就是使民间信仰在地化（本土化），即创造在地化（本土化）的神灵。

最后是结论。

[1] [印尼]林天佑：《三宝垄历史》，李学民、陈宏华译，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1984年印。

[2] [印尼]莽牙拉查·翁冈·巴林桐安：《端古劳》，雅加达1964年版。

[3] [法]苏尔梦、龙巴合著：《雅加达华人社区庙宇》，雅加达1985年版。

[4] [德]傅吾康主编：《印度尼西亚华文铭刻汇编》，新加坡南洋学会1988年版。

[5] 印尼文教部编：《印尼民族史》，雅加达1976年版，第109页。

[6] [英]马礼逊：《外国史略》，载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南清河土氏铸版，上海著易堂印行，再补编第十二帙，第6页。

[7] [印尼]施福泉：《第六代华人》，澳大利亚詹姆斯·科克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4页。

[8] [印尼]西斯沃诺：《新公民》，雅加达1986年，第62页。

[9] [印尼]阿孟·布第曼：《在印尼的华人伊斯兰社区》，印尼三宝垄丹戎·沙里出版社1979年，第20页。

[10] [印尼]甫榕·沙勒：《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以前居住在印尼的中国人》，《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7年第2期。

[11] [法]龙巴、苏尔梦《伊斯兰与华人问题》，《人文学知识》，印尼卡玛达大学1901年版，第437页。

[12] 印尼宗教部编：《佛教2500年》，1957年编，第9页。

[13] [荷]穆勒尔·格吕赫尔：《印尼基督教史》，雅加达1959年，第169页。

[14] [印尼]郑绍业主编：《印尼的华人穆斯林》，印尼伊斯兰兄弟协会1986年版，第10页。

[15] [美]弗兰克·柯里：《印尼的教会与社会》，纽约友谊出版社1968年版，第99页。

[16] [印尼]苏山多·加尔托哇特莫佐：《印尼华人的宗教信仰》，印尼文教部1989年版，第26页。

[17] [新加坡]李炯才：《印度尼西亚：神话与现实》，新加坡1979年版，第80页。

[18] [印尼]米拉·西达尔塔编：《郭德怀100年》，雅加达希望之光出版社1988年版，第195页。

[19] 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编：《有教无类：印尼孔教最高理事会成立50周年纪念特刊》，雅加达2005年版，13—15页。

[20] [新加坡]廖建裕：《孔教在印尼》，《亚洲文化》1985年总第6期；《印尼孔教现状》，《亚洲文化》1997年总第21期。

[21] [新加坡]廖建裕：《当代印度尼西亚佛教与孔教的新发展》，《南洋资料译丛》2012年第1期。

[22] M.Ikhsan Tanggok，Mengenal Lebih Dekat“Agama Khong”di Indonnesia，PenePelita Kebajikan，Jakarta，2005；Shinta Devi ISR，Been Miao-Benteng Terak Umat Khonghucu，JP Books，Surabaya，2005.

[23] [法]苏尔梦、龙巴：《南洋华人之儒教学说及改良主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汉学》（第四辑），中华书局1999年。

[24] [法]苏尔梦：《十九世纪印尼泗水地区围绕福建功德祠的礼俗之争》，《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2期。

[25] [印尼]苏吉利·古斯德伽：《试析印尼华人社会孔教信仰的形成与发展历程》，黄文波译，《八桂侨刊》2019年第3期。

[26] 郑仁良：《印尼华人新流派——伊斯兰兄弟协会》，《东南亚研究资料》1985年第3期。

[27] 郑仁良：《印尼华人同化中伊斯兰化问题初探》，《东南亚研究》1987年第3期。

[28] 郑仁良：《两次大战之间的印尼民族运动与华人穆斯林》，《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29] 孔远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化探析》，南岛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75页。

[30] 黄昆章：《印尼华人的佛教信仰》，《东南亚纵横》2003年第6期。

[31] 许国栋：《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

[32] 朱明忠：《孔子学说在印度尼西亚的传播和发展》，《当代亚太》1996年第6期。

[33] 钱江：《从马来文〈三宝垄纪年〉与〈井里汉纪年〉看郑和下西洋与印尼华人穆斯林社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34] 廖大珂：《从〈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看伊斯兰教在印尼的早期传播》，《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1期。

[35] 王爱平：《印尼孔教：中国儒学的宗教化与印尼化——兼谈海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传承播布》，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华侨大学，《中外关系史论丛第19辑——多元宗教文化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华侨大学，2010年第12页。

[36] 王爱平：《印度尼西亚孔教：中国儒教的宗教化、印尼化》，《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5期。

[37] 李天锡：《试述城隍信仰在海外的传播》，《八桂侨刊》1996年第4期；《关帝信仰在华侨华人中的传播和影响》，《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广泽尊王信仰在华侨华人中的传播和影响》，《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3期；《试析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妈祖信仰》，《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6期。

[38] 李天锡：《海外与港澳台妈祖信仰研究》，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39] 李天锡：《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其前景》，《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1期。

[40] 莫嘉丽：《印尼华人信仰的多教混合与华人文化认同》，《东南亚研究》2004年第6期。

[41] 张禹东：《印度尼西亚全面同化政策下的华人宗教文化》，《华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42] 江振鹏：《印尼华人穆斯林社团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43] 石沧金：《海外华人民间宗教信仰研究》，（马来西亚）学林出版社2014年版。

[44] 罗发龙：《边界维持理论视野下印尼华人族群性的变迁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第2期。

[45] 施雪琴、许婷婷：《海上丝绸之路与印尼民丹岛华人民间信仰的传播》，《海交史研究》2017年第1期。

[46] 沈玲：《印尼华人家庭宗教信仰现状分析——基于对雅加达500余名华裔青少年的调查》，《华侨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47] 郭武：《“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印尼道教》，《世界宗教文化》2019年第1期。

[48] 王鹏：《信仰与乡愁：历史人类学视域下的东南亚郑和清真寺与华人穆斯林》，《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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