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视野下谈礼的起源

嗨,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谈荀子的思想。

我有个朋友在大学里教经济学,给学生上第一堂课时,他一定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话:“资源有限,欲望无穷。”这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也是讨论经济学问题的起点。

但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一个人是富裕还是贫穷,取决于他享受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程度。资源有限,是相对而言的。

很多国家和地区不缺淡水而缺石油,但位于中东沙漠地带的迪拜不缺石油而缺淡水。因为迪拜有一边靠海,所以迪拜人就建了海水淡化厂来淡化海水,投入的资金远远超过了盖炼油厂的。

在迪拜,水很珍贵。据说,在迪拜人看来,最炫富的方式,不是看一个人有多少金条或几架私人飞机,而是看他在自家院子里种了几棵树——这些树都配有专属的浇水管。想想看,那样养树得花多少钱?

明哲一听这话,笑了起来,说:“我想一定会有不少人感慨,在一座普通的城市当市民,还不如在迪拜当一棵树。”

史老师笑着说:“也许吧!说起来,这便是由资源的稀缺性所导致的结果。在迪拜,水稀缺导致水价居高不下。穷人连一口水都舍不得多喝,但是对富人来说,用几升几升的水来浇树,才能显示出他们的富有。”

很多时候,有些物资会因需求强烈而变得十分抢手,要是市场供不应求,就会变得稀缺起来。西晋文学家左思写的《三都赋》,大受人们的欢迎。住在洛阳的人争相传抄这篇文章,结果造成当时的纸价大幅上涨。这就是成语“洛阳纸贵”的典故,也是一个可以用来说明“物以稀为贵”的好例子。

荀子谈礼和欲望的关系,正是着眼于资源的稀缺性。一开始,他提出一个问题:礼是怎么产生的?接着,他自己作答——

人一生下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设法去追求;一味追求而没有限度,就必然产生争夺;有争夺就会产生混乱,一混乱就会陷入困境。

先王厌恶这种混乱,因此制定了礼义来区别等级名分,调控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需求,使欲望不因物资的缺乏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会因欲望的无穷而耗尽,两者相互制约,保持长久的协调,是礼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荀子认为,人性原本就是这样的:眼睛喜欢看好看的,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嘴巴喜欢吃好吃的,心思向往着利益,身体喜好安逸。拥有薄的,希望薄的能变厚;长得丑的,希望能变美;住的地方狭窄的,希望能变宽大;处于贫贱的,希望能变富贵。要是没有这些东西,就会往外寻求。

往外求,也无可厚非,毕竟大家都想过好一点儿的生活。统治者有责任设定一套合理的制度,让人们经由正当的渠道满足自身的需求,而这就涉及供需的平衡。所以说,礼义的制定固然有其政治和道德上的目的,但出发点仍是经济上的考虑。曾暐杰教授认为,这就是“经济人”的思维。

荀子非常重视礼的作用,说:“做人若不讲究礼,那就无法生存;做事若不讲究礼,那就成功不了;国家若不讲究礼,那就不得安宁。”

其实,“礼”这个字原本是指祭祀者用美玉和美酒祭拜祖先神灵,因祭拜时人要分长幼、尊卑、贵贱、亲疏,后来引申出“等级”“名分”之义;作为行为规范的代称,它同时也意味着“规矩”和“秩序”。

孔子将仁、义、礼当作儒家的思想核心,孟子和荀子二人对此都有所继承。孟子谈礼也重视礼,不过“仁义”并举的次数明显多于“礼义”并举。到了荀子,他也谈仁,但“礼义”并举的次数明显多于“仁义”并举。这或许可以看成孟子和荀子二人在宣扬儒学时的一大差异,前者更加重视内心自我萌发的力量,而后者更加重视外力塑造的力量。《荀子》一书中最重要的字大概就是“礼”!

有趣的是,和孟子一样,荀子也谈“养”,只不过孟子强调的是通过克制欲望来“养心”,而荀子强调的是用礼来“养性”——这个“性”就是人类追求欲望的本性。所以说,“养性”就是要让人们的欲望得到满足,方法便是遵循礼的精神来妥善安排各种物资,以满足人们在各种感官上的需要,即所谓的养口、养鼻、养目、养耳和养体。

遵循礼的精神,就意味着凡事都得按规矩来。荀子讲得很明白:“所谓的礼,就是养。君子了解欲望的满足之道,还喜好礼的区别。什么是礼的区别?就是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尊卑的人所得到的都能与他们的身份相称。”

荀子以天子为例来说明:天子出行,坐的是铺有蒲席的大辂(lù)车,身边还放着香草,车前的横木上花纹交错,车铃在车子快进和慢行时分别有相宜的节奏……诸如此类的设计,都是为了让天子的身体、鼻子、眼睛和耳朵感到舒服。

为了彰显君主的气派,天子所乘车上的龙旗还系着九条飘带;为了衬托君主的威严,天子所乘车的车轮上还画着伏卧的犀牛和蹲趴着的老虎。天子出行时,大小百官都要随行,有的在队伍的前面,有的在队伍的后面。在荀子看来,这么烦琐的文饰和庞大的阵容不只是为了满足天子的感官需求,也是为了突显天子的身份。

荀子所说的这个道理,直到今天依然适用,就像如今的各国元首,大多数出门不只是乘坐高级轿车,而且前后会有好几辆车开道或护卫。这不仅是为了安全,而且是排场上的需要。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哪个国家的总统或总理,骑着自行车去参加重大活动呢?更别说是骑娃娃车了!

史老师这话惹得明哲和学敏发笑,只听明哲说:“娃娃国的国王出门应该会骑娃娃车吧!”

学敏纠正他:“明哲,你错了!根据《娃娃国》这首儿歌,娃娃国的国王是骑马出王宫的。”

但是对主张“节用”的墨子来说,就算是天子所乘的车,也没必要这么铺张浪费,更何况费用还是从老百姓的口袋里搜刮来的。墨子明确地说过:“一个君主若想治理天下,阻止混乱发生,在制作车船方面就不能不有所节制。”如果墨子活到现在,他一定会赞成国家元首出门骑自行车。

荀子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儒家和墨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儒家通过礼义的实践,能让人同时获得礼义和欲求的满足,而墨家只会让人在这两方面都有所丧失。荀子也讲节约用度,强调不要浪费,但在他看来,墨子主张的那种“节用”,只会导致全天下人贫穷,既不符合人性,也无益于国家体制的正常运行。

荀子为此说了一句话:“谁会知道花钱是为了赚钱?”这句话听起来就像投资的概念,没有一点儿经济头脑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所谓的“经济”,依照现代人的定义,指的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然而在中国古代,这个词的意思是“经世济民”,即“治理世事,富裕民生”。在中国古代,“经世济民之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

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可以说,荀子在哲学上的那些设想,简直就是一个关乎经世济民的大计划。他以“性恶说”为根底,以“礼义”作为对应的方针,由此衍生出“法制”的观念,为的是让国家变得富强,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这是一个多么宏伟的计划!只可惜,很多人都因他和孟子的主张不同而误解了他。自古以来,很多人都在“黑”荀子,说不定,连墨子遇到荀子,都会惊讶地对他说:“老弟,在中国古代的哲学家里,我原本以为我是最黑的,没想到你比我更黑!”

明哲笑着说:“老师,他们两个人的黑,可是不一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