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本书主要观点与逻辑结构

一、本书主要观点

本书的主要观点可概括为：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波动性变化对增长趋势的影响呈现出“负—正—负”的阶段性特征。②经济波动加剧会通过实际期权机制和金融摩擦机制降低投资率进而降低长期增速，但投资率对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贡献并不是很大。③经济波动加剧对自主创新表现出抑制效应，但会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引进进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但是通过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进步是不可持续的。④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对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大量落后企业进行了清理，对严重错配的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这种改革红利的释放使得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特殊的阶段性特征。但是靠优化资源配置来促进TFP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就是近几年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下降的原因。

二、本书的逻辑结构

中国经济短期波动主要通过投资率、资源在企业内配置和资源在企业间配置三条机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由于金融摩擦的普遍性和异质性，金融发展程度对这三条机制的贡献存在影响；由于国企和非国企之间存在异质性，国企占比对这三条机制的贡献也存在影响。中国经济短期波动对长期增长产生影响的逻辑说明如图1-2所示。

根据以上逻辑关系图，本书将分章节对上述机制逐项进行分析。本书先通过文献综述分析已有研究，并基于经验分析对已有研究结论稳健性进行检验。在研究清楚中国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本书继而根据经济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行逐项研究，并最终对金融发展和国企占比的作用进行综合分析。最后，依据以上这些研究得出本书的结论，并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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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福前（2014）认为此轮经济减速为技术性减速。所谓技术性减速，是指由于技术水平提高（或技术进步）的速度减慢造成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的速度减慢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减速。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凭借“后发优势”，利用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高速增长。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后发优势越来越弱，而我国自主创新的速度又没有跟上，不能有效地通过自主创新来替代技术引进，从而导致我国经济活动的技术进步整体速度减缓。

(2)郭豫媚和陈彦斌（2015）通过使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模型对1979—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核算，并在此基础上估算了1979—2020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他们认为2012—2014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4%，而现实经济增长率为7.6%，因此当前经济放缓主要还是由总需求不足的周期性因素引起的。

(3)例如方福前和马学俊（2016）认为，一方面，通过扩投资和扩融资来扩大内需，努力把经济增长率稳定在7%左右，但是这些投资和信贷的流向必须是有选择性的。另一方面，要通过国家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企业加大创新投入来提高R&D经费支出和设备投资的增长速度。蔡昉（2016）提出中国经济寻求长期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寻求需求侧刺激手段，而应该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释放体制潜力，达到提高潜在增长率的目的。陈彦斌、姚一旻和陈小亮（2013）认为中短期内，应该通过加快推进城镇化、总量减税以及使用宏观调控措施来实现“稳增长”，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长期内，破解增长困境的根本之道是，通过深化改革完成“三大转变”，降低“高增长依赖”。

(4)根据李小明（2013）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基于Lucas（1987）的基准模型，对中国经济波动的福利效应进行考察。这些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中国经济波动的福利成本与美国（或其他经济体）进行比较。例如陈太明（2007）直接使用Lucas（1987）理论模型对中国1978—2004年经济周期福利成本进行计算，他的研究强调了福利成本的阶段性差异；陈彦斌和周业安（2006）将习惯形成引入Lucas（1987）模型，发现福利成本有所增大，跨国比较的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与土耳其的福利成本大致相当，大约是美国的22倍；黄梅波和吕朝凤（2011）将Lucas（1987）所指出的“消费满足指数增长和一个随机冲击”的做法融入Al-varez和Jermann（2004）研究模型，估算了中国经济周期的边际福利成本。另一类国内文献则致力于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福利成本的比较研究。陈彦斌（2005）认为，Lucas（1987）论断并不适用于中国。一方面Lucas（1987）模型本身存在错误，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导致对降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的严重高估，而经济较大的波动性导致对经济波动福利成本低估。他将Lucas（1987）模型对经济增长福利成本的分析扩展到CRRA效用函数下，比较中国经济波动与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发现两类福利成本大致相当。饶晓辉和廖进球（2008）利用递归效用函数刻画消费者的偏好结构，得到的结论与之类似。李凌和王翔（2010）则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比平抑消费波动更为重要，他们在Lucas（1987）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习惯形成，使用1991—2006年中国城镇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增长和波动数据，发现促进消费增长1%带来的福利效应比平抑1%消费波动带来的福利效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