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1章 公元前117年之大汉王朝（十二）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为了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对汉朝的官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这些改革旨在削弱传统贵族和官僚的权力，同时增强皇帝个人的直接控制力。

首先，刘彻废止了太尉一职，这是一项重大的官制变革。

太尉原为三公之一，掌管军事，废止此职意味着军事权力的重新分配。

随后，他新设了大司马一职，由卫青、霍去病等亲信将领充任，

但这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尊宠之位，并不实际掌握军政大权。

通过这一举措，宰相之职从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变为二府（丞相、御史大夫），

进一步削弱了丞相的权力。

刘彻还起用近臣参与决策，以此来制衡丞相的权力。

他提拔了一批有才干的士人，让他们在宫中充当皇帝的近侍，

如将军、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官职，这些官员被称为“出入禁门腹心之臣”，

直接参与朝政决策，成为刘彻的重要助手。

在刘彻用近臣参与决策的例子中，有严助之策否决田蚡之策，

出兵攻闽越、救东瓯的决策，以及采用主父偃之策行推恩令来削弱诸侯王的权力。

这些举措不仅显示了近臣的影响力，也体现了刘彻通过近臣来加强中央集权的策略。

临终前，刘彻所托孤的四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与桑弘羊，

也均为近臣，这一安排进一步巩固了近臣在朝政中的地位。

通过这些改革，逐渐形成了以侍中为代表的“中朝官”和以丞相为代表的“外朝官”的二元体制。

中朝官直接受皇帝指挥，而外朝官则更多地处理日常政务。

这种二元体制有效地加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使得皇权更加集中，

同时也为后来的汉朝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和中央集权，他不仅重用士人近臣参与决策，还赋予了宦官更多的职权。

刘彻常在后宫游宴，因此让宦官主管机密事务的上奏，

这一做法开启了宦官掌管尚书的先河，尚书负责主管群臣奏章等文书工作。

这些宦官被称为“中书谒者”，同时设立了中书谒者令、中书谒者仆射等职位，均由宦官担任。

刘彻的这一举措，从制度上开创了宦官典领中枢的先河，

这是两汉宦官制度史中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

宦官势力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活跃于内朝，刘彻设置中书谒者令，

以宦官充任，出纳诏令及掌管内朝机要。

这一制度的设置，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范式，对后世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宦官势力的增长并非没有副作用。

在刘彻晚年，宦官苏文、常融等人诬陷太子刘据，

最终酿成了巫蛊之祸，这场灾难不仅导致了太子刘据及其家属的悲剧，

也使得刘彻在失去亲骨肉的同时，也失去了民心和威信。

这一事件成为了刘彻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也被认为是西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通过赋予宦官职权，刘彻无疑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埋下了宦官专权和政治腐败的隐患。

这一政策的双刃剑效应，在后来的历史中不断显现，成为汉朝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议题。

公元前118年，刘彻在丞相府增设了司直一职，其职责是协助丞相检举不法行为。

这一举措旨在加强对中央政府内部官员的监督，确保法纪的执行。

接着，在公元前106年，刘彻依据《禹贡》《职方》等古籍，

将天下分为十三州，每州设立刺史，以六条问事来监察州内地方官及豪强。

这一制度的建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通过刺史来监督地方官员的行为，确保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

到了公元前89年，刘彻设立了司隶校尉，负责监督朝中百官和京畿七郡。

司隶校尉的设立，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央官员的监察，

特别是对京师及其周边地区的监督，以整顿吏治，确保中央集权的稳固。

在刘彻在位的后期，还出现了非常设的绣衣直指（绣衣使者），

他们直接代表皇帝处理盗贼及重大案件。

绣衣直指的设立，显示了刘彻对维护皇权和处理突发事件的重视，

也体现了他对监察制度的创新。

通过这些改革，刘彻不仅加强了对官员的监察，还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这些措施在制度上为后来的宦官典领中枢提供了先例，对两汉宦官制度史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汉景帝时期，外戚通过姻亲关系被封为侯爵的先例开始出现，

但这些外戚并没有真正进入权力的核心圈子。

到了汉武帝即位时，情况有所变化。

作为帝舅的田蚡、田胜都因亲属关系被封侯，其中武安侯田蚡的地位尤为显赫。

田蚡先是担任太尉，后来又以“肺腑之亲”的身份成为丞相，权势一时无两。

他以帝舅的身份在朝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入奏事时与皇帝的谈话常常持续很久，

他的意见和推荐往往都能得到采纳，

甚至有人因此从平民直接升至二千石的高官，其权力几乎超过了皇帝。

然而，尽管田蚡权势显赫，但他并没有达到专权的地步。

田蚡去世后，汉武帝对外戚的控制变得更加严格，他不再轻易让外戚通过姻亲关系封侯。

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虽然因军功被封为侯爵，

且贵为将军，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他们的影响力被限制在军事领域。

然而，汉武帝临终前的遗诏却为外戚专权埋下了伏笔。

他封霍光为博陆侯，这一举动使得霍光在朝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最终引发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霍光在汉武帝去世后，以摄政的身份掌握了实际的政权，他的权力甚至超过了丞相，成为了朝政的实际控制者。

这一转变标志着外戚势力在汉朝政治中的崛起，也反映了汉武帝在维护皇权和控制外戚之间的微妙平衡。尽管他生前对外戚有所警惕和控制，但他的去世和遗诏却意外地为外戚专权打开了大门，这一局面在后来的汉朝历史中反复出现，成为汉朝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