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象征主义在中国的百年传播

象征主义( symbolisme)这个外来词出现在中国,只是一个世纪前的事情,谁能想到今天它已经变得如此平常,就像玉米和番茄一样,早已成为中国文化中最普通的构成部分。当它在法国最初与本书要讨论的思潮联系起来的时候,给人的承诺是“最具艺术性的理论”1;当它在五四时期“旅行”到中国时,它是国人渴求的文学新潮。谁能想象平常的象征主义,在一个世纪前居然像锐利的刀子,将现代主义诗歌与所谓的“旧诗”永远切成了两半呢? 象征主义的权力和荣光已经随着时光变得黯淡,但是这并不代表象征主义已经丢掉了所有的秘密。一旦回到历史,回到过去,人们就能重新感受到它的热度。

本书想从中国的象征主义说起。这是一个基础,是讨论法国象征主义的一个出发点。中国人谈象征主义,并不是超越时空的。冰冷的实验室不会发现象征主义的真实性。象征主义已经在中国文化的情感和理性中。因而出现了这些问题: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是如何面对象征主义的?中国人对它的理解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又有哪些误解和遗漏? 这些问题不仅仅关乎研究史和研究现状,它还涉及一种关系。象征主义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外来资粮之一,讨论它,也是回顾和反思中国文学自身。

一、象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生

五四时期,不仅是西方思潮进入中国的时间,也是中国调整自身文化,主动求变的时期。不应该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纯粹看作是西方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自身的多元性,原本就有变革的力量。不过,外来的西方文学极大地激发了中国自身的力量。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从未要求模仿、亲近西方文学,舍弃中国文学。相反,外国文学是中国文学观念调整和发展的借鉴。胡适在1916年2月的书信中指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2所以,外国文学的译介,更多的是为了效法之用。既然要效法,自然就有取舍。五四文学革命早期的外国文学译介,可以看出偏重现实主义流派。不过,因为对欧洲文艺新潮的介绍,象征主义的信息还是传到了中国。最早得到注意的象征主义诗人,是比利时的“梅特尔林克” (今译梅特林克) 。 1917 年前后,因为讨论白话诗的需要,象征主义的自由诗( vers libre) (以及其影响下的英美自由诗)经常被提及。比如梅光迪在1916 年8 月给胡适的信中曾谈到“自由诗”和“颓废运动”3。 “象征主义”一名的第一次出现,当属陶履恭1918 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法比二大文豪之片影》一文。

1919年之后,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迎来了一个良机。这个良机是新文学本身带来的。白话诗虽然赢得了它的地位,但是它的浅白渐渐使不少人感到厌倦,法国象征主义的暗示美学便成为新文学反思的工具。徐志摩曾讥讽胡适一派的诗人“可怜”4,并要求表现更深邃的感情。其实在徐志摩之前,沈雁冰和田汉等人,也开始思考打破现实主义文学的模套,学习象征主义的手法。 1921 年后,象征主义的朦胧、暗示( la suggestion)等风格,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诗人们开始公开讨论法国象征主义的颓废,很多时候诗人们不是从道德上来看这种颓废,而是在美学或者流派的视野上审视它。比如刘延陵曾指出:“至于文艺家,则更当依自己底理智与情调底指导,不必怕主义底怒容,不必顾批评者底恶声,要怎样做就怎样做。”5这种观点也得到了田汉的认同。田汉将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的恶魔主义看作是一个必经的阶段,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发展到极致后必然的方向。

从单篇的文章发展到长篇的历史著作,这是法国象征主义译介深化的重要标志。李璜的《法国文学史》于1923 年出版,谈到了象征主义的几位重要诗人。书中对马拉美( Stéphane Mallarmé)的音乐性和象征手法的论述,在当时颇有新意;另外,书中自由诗的理论部分也比当时的其他论著更为清晰。七年后,徐霞村出版了《法国文学史》。但是徐霞村的书仅限于作家、作品的简单交代,比李璜的书粗浅不少。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论著还有1924年《小说月报》发行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号。书中收有刘延陵的《十九世纪法国文学概观》,以及君彦的《法国近代诗概观》等文章。后者对法国象征主义自由诗的论述深入,对象征主义的分期,在当时也属新论,因而金丝燕肯定该文“值得注意”,“在当时中国接受者对法国象征主义的介绍中尚属少见”6。不过,君彦可能当不起这种称赞。这篇文章并非君彦的原创,而是“抄袭”来的。前面介绍的许多重要的象征主义的论著,或者是综合多种文献而成,或者是选译某一种的摘译。比如李璜的《法国文学史》,多是在现有的法国诗史著作的基础上“编”成,不是李璜个人的研究。刘延陵的《法国诗之象征主义与自由诗》 ,摘译了1918 年出版的《法国现代诗人》 ( The Poets of Modern France)一书7。田汉的《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 ,理论部分译自斯蒂尔姆( E. P. Sturm)的《波德莱尔》一文,该文选入《波德莱尔的散文和诗》一书。君彦的《法国近代诗概观》像刘延陵的《法国诗之象征主义与自由诗》一样,同样出自《法国现代诗人》一书。这些作者有时标出翻译、参考的文献,有时并未标出,于是让后来的史学家误以为这些文章属于个人的创见。比如有学者指出李璜、田汉这类学者,有深厚的语言功底,“大体说来,所吐都是自己的一家之言”8。这里无意做任何批评,只是想指出,对五四文献的误解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虽然五四时期是一个外国文学译介的热情时代,但也是一个粗疏的时代。陈寅恪曾指出:“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9这句话正道破了五四时期文学译介和研究的病根。

象征主义诗作和诗论的翻译也开始起步。在波德莱尔诗歌的翻译上,出现了周作人、李思纯、张定璜、石民等译者。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和《小说月报》上翻译的波德莱尔的散文诗,是最早值得注意的数量较大的译作。邢鹏举的《波多莱尔散文诗》 ,收诗48首,几乎是波德莱尔散文诗的全译本。魏尔伦( Paul Verlaine)也是受关注比较多的诗人,先后出现了周太玄、李金发、李思纯、滕固、邵洵美等译者翻译他的诗作。瓦莱里( Paul Valéry)也赢得了一些关注,其中,梁宗岱是该诗人最值得注意的译者,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水仙辞》的译本。

随着对象征主义文学的了解,赴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对象征主义有了更多的兴趣,于是在五四后期,出现了中国的象征主义诗派。这是在象征主义接受上的重要收获。 1925年,先是由李金发在北新书局出版了《微雨》 ,引起了一定的轰动,朱自清曾指出:“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10李金发的出现,使中国新诗从形式的革命,进入美学的革命阶段。不过,李金发的诗有很强的模仿气息,引发了一些诟病。继李金发之后,进一步探索象征主义诗风的,是有日本留学背景的“创造社”诗人。这些诗人包括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人(王独清后来也在法国留学)。穆木天在《创造月刊》中倡导诗的暗示性,呼吁创作象征主义的纯诗:“我们的要求是‘纯粹诗歌’。我们的要求是诗与散文的纯粹的分界。我们要求是‘诗的世界’。”11客观来看,穆木天虽然提倡并试验纯诗,但是他的诗歌主要是无意识心理持续的活动,与马拉美、瓦莱里的纯诗并不一样。由于缺乏“绝对音乐”的文化基础,“创造社”诗人提出的纯诗往往是“纯抒情诗”,与以“绝对音乐”为基础的纯诗并不一样。

这种偏向内在诗境营造的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只是昙花一现。五卅运动和“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让这些诗人不得不关注现实,转变诗风。穆木天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在此国难期间,可耻的是玩风弄月的诗人!诗人是应当用他的声音,号召民众,走向民族解放之路。诗人是要用歌谣,用叙事诗,去唤起民众之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的。”12在这种背景下,初期象征主义诗派结束了它的生命。可以看出,法国象征主义在五四时期的译介,主要是受两种力量支配的。一种是诗学的力量,另一种是政治的力量。这两种力量都是国内的现实环境。诗学的力量,将法国象征主义输入进来,以治疗白话诗的肤浅;政治的力量,则排斥颓废的象征主义,要求民族诗风。这两种力量既有对抗之势,又有结合的趋向。正是这两种力量,决定着法国象征主义译介的起落。

二、象征主义传播的调整

1932年前后发生了不少重要的政治和文学事件,这使得文学环境发生了变化。 1930年左联成立,努力倡导“普罗”文学,随后又改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与此同时,国民党文人在1930 年也提出“要唤起民族的意识”的“民族主义的文艺”的口号13。这些政策、口号,在文学功能上偏重宣传,在文学类型上偏重现实主义,李金发、王独清等人早期颓废、阴郁的象征主义诗风已经难以为继。

文学家和学者如果想继续关注象征主义,在视角上就必须做出调整。学者们要更多地关注象征主义译介的客观性,诗人们需要将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实际上,这两种调整也正是1932年之后中国象征主义传播的主要特色。这两种方向相辅相成,造成了这一阶段象征主义的本土化。这种努力一方面缓解了法国象征主义接受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中国诗作为单方面接受者的地位,从此,中国诗人可以能动地、以我为主地解释象征主义。

对于象征主义的本土化,其实早在创造社时期,穆木天就已经做了一些设想。比如他称杜牧的《泊秦淮》是具有“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14,这里将意象换成象征,而且有在传统美学中理解象征主义的意图。穆木天还将李白、杜甫的诗做了对比,认为李白的诗是纯诗,而杜甫的诗则是散文的诗。这种说法虽然对纯诗的概念有误解,但从象征主义本土化的角度来看,它将某些唐诗与法国象征主义的诗作作了比较和解释。

卞之琳也有意融合法国象征主义和中国的意境理论。卞之琳曾这样回顾他读中学时接触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作之后的感受:“只感到气氛与情调上与我国开始有点熟悉而成为主导外来影响的19世纪英国浪漫派大为异趣,而与我国传统诗(至少是传统诗中的一种)颇有相通处。”15这表明,卞之琳的解释策略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着长期的思考。他在译文《魏尔伦与象征主义》中,用“境界”“言外之意”等词来译法国的术语。比如这句话:“可是平常呢,情景底融洽,却并不说明,让读者自己去领会,或是叫音调自己去指点。”16这里的“情景底融洽” ,原文为“ the analogy between his feelings and what he describes”17,指的是“情感和他所描述的事物之间的类比”,既然是“类比”,则有或远或近的相似性,并不一定非要“融洽”。卞之琳明显误读了原文。这种有意的误读,正是为了象征主义的本土化。

曹葆华1937年出版的《现代诗论》也体现了与卞之琳相同的思考。他翻译的梵乐希(现译作瓦莱里)的《诗》,有不少中国术语。比如曹葆华译的这句话:“艺术唯一的目的及其技巧的评价,是在显示我们一个理想境界的景象。”18“境界”一词,原文为“ état idéal”19,直译是“理想状态”的意思,与“理想境界”相去比较远。文中还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诗境”的术语,它和“境界”一同,成为曹葆华融会中法诗学的有益尝试。

中国象征主义另外一个理论家梁宗岱也在理论上将象征与意境作了融合,他通过情景交融来解释象征,认为象征是最高级的情景交融。在他的笔下,属于中国意境理论的含蓄、韵味和超越性,都成为象征的属性了:“我们便可以得到象征底两个特性了:(一)是融洽或无间;(二)是含蓄或无限。所谓融洽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含蓄是指它暗示给我们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20梁宗岱诗学上的老师是马拉美和瓦莱里,尤其是后者,他不仅与梁宗岱有私交,而且其象征和纯诗概念,是梁宗岱诗学最重要的来源。这里用意境来融合象征,并不是为了解释上的方便,而是为了将象征主义变成一个普遍的美学,而非仅仅是法国象征主义的美学。梁宗岱的做法是保留法国象征主义的超越性,以及色彩、声音、气味等感觉的感应( la correspondance) ,去掉了法国象征主义的颓废和病态的元素。梁宗岱的理论并不仅仅是一种设想,20世纪30年代的诗人戴望舒和卞之琳的诗作,在实践上也运用了这种理论。比如戴望舒的《印像》一诗,无论是形象,还是意蕴,都是将法国象征主义与中国传统诗结合的佳作。

法国象征主义的论著在这一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1933 年徐仲年的《法国文学ABC》由世界书局出版。在法国象征主义的研究和介绍中,该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由中国人写作的法国文学史。之前的那些文学史,基本上是“编”的。徐仲年的这本书虽然也有介绍的目的,但同时也有真正研究的决心。该书对于巴纳斯派( Parnasse)向象征主义过渡的问题,做了比较细致的解释。不过整体来看,这本书仍然失之简略,与之前的文学史相比,并没有开辟更大的格局。 1935年,穆木天出版了他编译的《法国文学史》,因为有合适的文献,这本书倒成了当时了解法国象征主义最好的材料。穆木天对于巴纳斯派诗人李勒(Leconte de Lisle)诗风的论述,对于马拉美音乐性的讨论,都属深入之见。另外,书中对于勒内·吉尔( René Ghil)的“语言配器法” ( l’instrumentation verbale)(原文称作“语的乐器的编成”)理论的介绍,时至今天,也没有其他的著作能够代替。但是该书作为编译之书的身份,限制了它的原创价值。

1936年夏炎德出版了他的《法兰西文学史》 。夏炎德并非外国文学史学者,而是经济学家,他的这部书主要是综合当时几部法国文学史而成。作者编这部书的用意,是“引起国内爱好文学者对于法国文学的兴味,或因发生兴味进而刺戟起新创造的动机”21,这种想法,仍是五四时期文学译介的心理。不过,夏炎德的这本书像穆木天的一样,也是用心之作。该书不仅在魏尔伦、马拉美的论述上比较细致,而且在一些名气不大的象征主义者的介绍上,做出了贡献。比如对莫雷亚斯( Jean Moréas)的《象征主义的前锋》(现译作《象征主义最初的论战》,参看本书附录)一书诗学观点的介绍,对卡恩( Gustave Kahn)的自由诗理论的介绍,在今天仍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46年,徐仲年的《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出版,这本书论述象征主义的部分比《法国文学ABC》深入了一些,讨论了象征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该书的重点放在“巴黎解放前的法国文学”那部分,也是徐仲年比较有心得的部分,象征主义部分的细致度仍有缺憾。徐仲年的这本书代表着现代时期国内学者对象征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准,不过理论的细致度和广度仍然不及穆木天和夏炎德的著作。

得益于现代派诗人和理论家的努力,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翻译在这一时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梁宗岱早在1928年就开始发表瓦莱里的译诗,并著有《保罗哇莱荔评传》 。单选本的《水仙辞》 1931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梁宗岱还编译有《一切的峰顶》 ,该书1936年出版,选有一些象征主义的译作。戴望舒不仅译有魏尔伦和果尔蒙(今译古尔蒙,Rémy de Gourmont)的诗作,后来还在1947年出版了《恶之华掇英》 ,收有波德莱尔的诗24首,卷前还译有瓦莱里的诗论《波德莱尔的位置》 。 1940年,王了一(王力)还用旧体诗译了《恶之花》 ( Les Fleurs du mal) ,收诗一百多首,虽然译本与原作有较大出入,但是就数量来看,远远超过了当时波德莱尔的其他译本。

三、象征主义传播的滞缓与扩展

1949年之后的十七年间,虽然因为文学环境的变化,法国象征主义的译介和接受出现了滞缓,但是并未陷入完全的停顿。早在1950年,董每戡的《西洋诗歌简史》第二版就谈到了象征主义的代表诗人。 1957年,陈敬容还有《恶之花》的译诗发表在《译文》上。象征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也有一点成绩,比如伊娃·夏普的《论艺术象征》的译文于1965年发表,钱锺书1962年还发表了涉及象征主义的《通感》一文。

但是随着文学上的阶级意识渐渐浓郁起来,法国象征主义的译介和接受开始面临压力,甚至中国的象征主义诗人也受到了批评,比如茅盾的《夜读偶记》一书,对法国和中国的象征主义文学的批评非常严厉,认为它们“不是繁荣了文艺,而是在文艺界塞进了一批畸形的、丑恶的东西。它们自己宣称,它们‘给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一个耳光’,可是实际上它们只充当了没落中的资产阶级的帮闲而已!”22

1947年之后,不少年轻的诗人来到台湾,他们中有纪弦、覃子豪、洛夫、余光中等人。这些诗人在台湾创办《现代诗》《蓝星月刊》《创世纪》等杂志,提倡在象征主义影响下的现代诗。纪弦在《现代诗》中曾经说:“我们是有摒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今译波德莱尔——引者注)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正如新兴绘画之以塞尚为鼻祖,世界新诗之出发点乃是法国的波特莱尔。”23

纪弦肯定“横的移植”。不过,中国台湾的现代派诗人们后来也尝试将象征主义与中国文学传统相融合。覃子豪对这个问题非常关注,他可以说得上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梁宗岱。覃子豪像梁宗岱一样,设法用传统的意境理论来理解象征主义。他说:“象征派大师马拉美认为:‘诗即谜语’。就是,诗不仅是具有‘想像’和‘音乐’的要素,必须有其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才耐人寻味,得到鉴赏诗的乐趣。”24这里的言外之意,与梁宗岱说的“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意思是一样的。不过,需要注意,梁宗岱是对法国象征主义进行抽象,让它融入中国意境理论中,覃子豪则不然,他是将中国的意境理论抽象化,然后让它融入法国象征主义中。虽然覃子豪也将象征主义作了普遍化的处理,但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仍然是他的象征诗的模板。也就是说,梁宗岱改造的象征主义,是真正向传统美学的回归,而覃子豪改造的,则是象征与意境的抽象和重新组合。因为这种抽象和重新组合去除了法国象征主义的颓废、迷醉的元素,所以在更普遍的美学层面上允许东西方的融合。覃子豪说:“中国诗中的比兴和西洋文艺中的象征,虽名称不同,其本质则一。而广义的象征与狭义的象征特征不同。前者是任何诗派共有的本质,而后者是强调刺激官能的艺术,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断不能因法国象征派的朦胧、暧昧、难以理解,便否定象征在文艺上的根本价值。”25这里对“广义的象征”的强调,就是想寻找中国诗学与象征更高层面的相似性,同时也有实践的目的,它可以给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带来合法性。

台湾的现代诗刊物也有一些零星的译作发表,相对于这些工作,程抱一的《和亚丁谈法国诗》更为重要。该书1970年出版,除了“自序” ,还收有论法国诗的五封长信,其中四首论的是波德莱尔、兰波( Arthur Rimbaud) 、阿波里奈尔和瓦莱里。尽管程抱一的长信主要关注作家、作品,对象征主义思潮着墨不多,但是他对马拉美的语言革命和兰波的通灵人诗学的论述,富有心得,很见功力。这本书收有不少译诗,比如波德莱尔部分有译诗7首,兰波部分有译诗10首。 《和亚丁谈法国诗》实际上也是一部重要的诗选。

四、象征主义传播的复兴

程抱一的《和亚丁谈法国诗》也促进了中国对象征主义译介的复兴。徐迟1979年在巴黎与程抱一会晤,随后将《和亚丁谈法国诗》分成独立的篇目,稍加改写,自1980 年开始连载。这些文章,与袁可嘉等人1980年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一起,像早春的迎春花,预示着象征主义传播的复兴。

总体来看,新时期作为法国象征主义译介和研究的复兴期,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第一,原有的比较丰富的译介和研究得到了新的推进。新时期之前,译介和评论最为丰富的要算波德莱尔,它的散文诗集和《恶之花》基本上都有全译本问世,但是译本的质量还不能令人满意。新时期郭宏安的译著让波德莱尔的译介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86 年钱春绮出版了他的全译本《恶之花》,准确的译文,加上附录“波德莱尔年谱”和“译后记”,让波德莱尔的生平和创作更加全面地展现出来。后来钱春绮的《恶之花》还和《巴黎的忧郁》合成一集出版。郭宏安对波德莱尔诗学的翻译也值得注意。他1987 年推出《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后来又译有《美学珍玩》《浪漫派的艺术》《人造天堂》等。正是郭宏安的努力,让波德莱尔成为法国象征主义诗人译介最全面、最成功的一位。

第二,欠缺的译介和研究有了开拓。在新时期之前,除了波德莱尔外,其他的象征主义诗人虽然也得到了关注,但是一来关注的译者数量少,比如兰波在现代时期,基本上处于被忽略状态;二来即使有些诗人的作品被翻译,也多为零星的译作,没有出现诗作和诗学的全译本。新时期在这一类象征主义作品的译介上,有了一定的进步。首先来看魏尔伦。魏尔伦的诗集众多,全译本不太容易,但是已经出现了多部他的诗选。比如罗洛1987年的《魏尔仑诗选》 ,丁天缺1998年的《魏尔伦诗选》 。兰波的译介情况要好于魏尔伦。 《兰波诗歌全集》由葛雷、梁栋于1997 年出版,王以培在2000年也出版过《兰波作品全集》 。后者不但收有兰波的诗全集,而且还收有书信和日记体小说,可以说为兰波的阅读和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马拉美诗全集》1997年也由葛雷、梁栋译出。

象征主义诗学的翻译在此期间交出了比较漂亮的答卷。 1989年,多人编译的《象征主义·意象派》问世,该书收录了法国象征主义者的代表诗论,有一些是首次翻译,在象征主义诗学的译介上有重要的贡献。相比之下,马拉美、魏尔伦的诗论,还留下巨大空白。瓦莱里倒是有一部《文艺杂谈》,由段映虹于2002年翻译出版。除此以外,查德威克( C. Chadwick)的小册子《象征主义》由周发祥和肖聿共同译出,于1989 年出版。李国辉译的《法国自由诗初期理论选》刊登在2012年的《世界文学》上,选译了维莱-格里凡( Francis Vielé-Griffin) 、阿道尔夫·雷泰( Adolphe Retté)和卡恩的自由诗理论。

在象征主义流派的研究上,新时期也迈开了大步。 1993 年,袁可嘉出版了他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该书重在作品的赏析,对于诗学的发展、演变关注不多。 1996年,郑克鲁出版的《法国诗歌史》 ,辟出专章比较细致地研究了象征主义的重要诗人。在波德莱尔的通感( synesthesia)和象征手法上,在兰波的通灵人诗学和语言炼金术上,郑克鲁的论述都堪称精当。郑克鲁代表着新时期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史的最高研究水准。不过,郑克鲁的研究也还留有一些缺憾。虽然在波德莱尔和兰波的研究上比较成功,但他的魏尔伦研究就有些粗疏,马拉美的研究也还欠缺力道。2003年,郑克鲁的《法国文学史》付梓。该书论象征主义的第六章做到了材料准确、理论可靠,由于采用教科书式的话题方式,这部文学史缺乏学术著作的问题意识和论述上的统一性,更多地具有文学辞典的特征。最近10年,在法国象征主义研究上最值得注意的是李建英教授。她自2013年以来,已有多篇讨论兰波的通灵人( voyant) 、兰波在中国的接受、兰波与博纳富瓦的文章发表。这些文章的理论深度和材料的挖掘,超越了之前国内相关的著述。

第三,之前未有的思潮研究有了尝试。新时期之前,虽然有不少象征主义研究的文学史和论文,但是这些论著主要关注的是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思潮的研究没有人尝试。这也是有原因的。象征主义思潮的研究,不仅在资料上极为苛刻,而且在理论素养、知识广度上都有更高的要求。新时期之前还没有学者在这种领域做出尝试。新时期第一本基本达到思潮研究的水准的,是1994年出版的《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作者金丝燕在第一章“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发展线索”中,将1881年至1886年间的法国象征主义思潮展现得非常清晰。从第二章开始,金丝燕对《新青年》《小说月报》的译介情况进行统计和分析,研究结果富有说服力。随后几章对中国象征主义诗作的研究也很见功底。如果说金丝燕的著作还有不足的话,这个不足在于她的法国象征主义的内容只写到了1886年,随后的十年,还有许多重要的诗学发生,比如自由诗的理念、马拉美的暗示说,这些思潮并没有在她的书中得到充分的探讨。另外,对于1885年和1886年这两个关键的年份,金丝燕讨论的诗学理念也有简略之处。

法国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的影响研究,因为有了时间上的距离,在新时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早值得注意的是孙玉石的《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虽然该书对法国象征主义论述不多,但是对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风的研究,富有创见。之后,国内也有多位博士出版了类似的著作,比如吴晓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陈太胜的《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诗学》、柴华的《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研究》。这些著作的共同点是长于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和诗学进行分析,短处是对法国象征主义不够熟悉,因而讨论诸如纯诗、感应(契合)这类概念的时候,往往有含糊不清甚至误读的情况。张大明的《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既是一部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译介史,同时也是一部翔实的资料汇编,有参考价值。

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象征主义在中国的接受与改造,要比译介和研究热闹的话,到了新时期,情况完全反过来了,研究和译介要远比接受和改造热闹。其中原因也不难理解,法国象征主义毕竟已过了一个世纪。新时期虽然文学流派众多,但是主要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的流派已不复存在。不过,这倒不是说象征主义已完全缺席。虽然它没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能通过20世纪西方文学的其他思潮间接地给中国诗人影响。在当代诗坛,朦胧诗明显有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子,金丝燕曾认为:“中国70年代末的朦胧诗是这一美学趋向的伸延。”26顾城是这一诗派有代表性的一位,他从西班牙诗人洛尔迦( F. G. Lorca)那里学习了西方诗歌的现代性。他的朦胧诗里有象征主义的元素。

五、进一步的思考

百年以来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的传播,总体上呈现两头热、中间冷的态势,第一次的热度发生在五四时期,第二次的热度发生在新时期。这两次热度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五四时期的热度本质上是晚清“放眼世界”的延续和强化,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学新潮以及指导创作(创作实际上是另一种了解西方文学新潮的方式)。这是一种迫切的情感,因而造成了热情而又粗疏的整体状态。新时期的热度,是纯粹文学和学术上的。时过境迁,新的翻译家和学者们没有了对法国象征主义的崇拜,他们的工作更多的是个人研习的兴趣,这就带来了新时期译介和研究的稳重、严谨。处于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是法国象征主义传播的滞缓和调整期。从文学上看,这种滞缓和调整受到了现实主义、民族风格的影响,从历史背景来看,它响应了民族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文艺功能的新要求。这种外部的要求,有时虽然对法国象征主义的传播带来巨大的阻力,但同时也要看到它给象征主义的本土化提供的契机。因而在中间两个阶段象征主义的传播与政治环境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它们也有合作的关系。

从成绩上看,在这一百年中,有两个年代出现了法国象征主义传播的高峰。第一次高峰是20世纪30年代,以梁宗岱、徐仲年的论著和戴望舒的诗作为代表。这次小高峰的成就是对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的深入理解,以及中国象征主义诗歌成为国际象征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第二次高峰,是一次大的高峰,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其代表是金丝燕、郑克鲁等人论著的出版,以及几位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诗歌全集的问世。这次高峰的成绩是提供了可靠而比较丰富的中文象征主义参考资料。在第二次高峰后,法国象征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传播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虽然百年来法国象征主义的译介和研究有不俗的成绩,纵向上明显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横向上比较,中国的象征主义研究还不容乐观。因为它不仅落后于美国,与同样受到法国象征主义巨大影响的日本相比,也有一些劣势,需要奋起直追。拿兰波研究来看,国内目前还未有兰波的专著问世,但早在1958年,平川启之就出版了他的《从兰波到萨特:法国象征主义的问题》一书。再以马拉美为例,国内只有马拉美的诗集和少量书信译出,参考资料仍旧匮乏。日本自1989年开始,到2001年为止,已经译出五卷本的《马拉美全集》 ,而且黑木朋兴在2013年还出版了专著《马拉美与音乐:从绝对音乐到象征主义》。该书深入、细致,堪称精品。客观而言,国内现有的象征主义研究著作很难达到黑木朋兴的水准。有鉴于此,理应期待未来有更好的象征主义作家、作品的研究能够在国内出现,也期待这些研究能在材料、方法、视野上有更大的突破。

除了旧有的研究领域,也应期待未来象征主义思潮研究有新的开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点的研究,思潮研究是面的研究。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除了金丝燕的研究有一定的思潮研究的特征外,其他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作家作品研究。作家作品研究又基本面向五位象征主义代表诗人。虽然这五位诗人的研究有助于从大体上了解法国象征主义,但是它遮蔽了法国象征主义思潮的复杂性和真实的演变过程。另外,法国象征主义并不是一种纯粹的诗学思潮,它与19世纪末期的自我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 anarchisme) 、社会主义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与叔本华( Arthur Schopenhauer)、瓦格纳( Richard Wagner)的美学多有渊源。国内的译介和研究虽然也有注意到这种综合研究的,但是专门的、系统的思潮研究仍旧阙如。

六、本书的研究目标

鉴于国内接受和研究的现状,本书尝试进行综合性的思潮研究。具体来说,本书研究从1881年开始,到1899年结束的象征主义思潮,尤其是1885年至1896年这12年的历史。这一段的研究又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说。在纵的方面,本书结合流派、社团、文学期刊、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诗学、文学声誉、政治历史的发展变化,来考察象征主义思潮。象征主义思潮并不是纯粹的文学或者美学思潮,它与历史中的具体的人和事有关。这些数不清的人和事,构成了一个变化的、宏大的思潮。在这种思潮中,一些貌似次要的人物,比如吉尔、迪雅尔丹(Édouard Dujardin) ,在特定的时间和背景下,也能成为主角。一些看似无关的政治事件,比如被流放的巴黎公社社员1880年返回巴黎,布朗热事件的发生,也能给文学风气带来重大的影响。在横的方面,本书试图将象征主义思潮放到19世纪末期的文化史、思想史中,力求打通象征主义诗学与美学、哲学、政治的关系。诚然,象征主义思潮并不是哲学、政治的影子,也不会完全随着社会和思想的变迁而亦步亦趋。但是美学、哲学、政治的领域,一定会给文学施加不同的力量。象征主义思潮就像是在某个季节下的一条小河,它注定会承载那个季节的风风雨雨。

本书不是世界象征主义思潮的研究,也不是欧洲象征主义思潮的研究,严格来说,本书的标题应该称作: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思潮的历史与评论。直接、间接受到法国象征主义思潮影响的群体、法国之外的象征主义群体,除了有些时候作为法国象征主义的对照,一般在本书中不作为研究内容,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19世纪的象征主义大体上就是法国的象征主义,当然,说法语的比利时的思潮也囊括其中。除去法国和比利时,欧洲的象征主义基本是星星点点的,还未出现真正重要的群体。拿英国来说,英国虽然在19世纪末,有西蒙斯( Arthur Symons)在介绍法国的象征主义,叶芝( William Butler Yeats)也接触了象征主义的诗作,但是他们没有等来一个象征主义的时代。英国诗人对象征主义真正大范围的接受,要到1908年的“形象诗派” ( School of Images) 。既然研究的时间定为19世纪,则自然以法国为中心。第二个原因,法国的象征主义几乎包含了19世纪末所有值得注意的象征主义诗学理念,这是一个真正的、深刻的思潮,音乐性、悲观主义、神秘主义( Le Mysticisme) 、无政府主义的问题,都在法国的诗人和作家那里得到了探索。法国象征主义开辟出象征主义的基本格局,欧洲其他国家至少在19世纪并未给法国人的营地重新带来什么。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新来者在最初的阶段似乎只需要适应、调整就好了。第三个原因,是受本书写作的时间和精力所限,不允许扩及更多国家的文学。比如日本大正时期的诗歌,受到象征主义思潮的显著影响,也形成了数量可观的诗人和作品。对日本的象征主义进行研究,是有利于重绘象征主义的世界谱系的。笔者也曾用心搜集这方面的书籍和文学期刊,但是日本象征主义的研究,超越了本书的篇幅和研究计划,只能有待来日了。

20世纪以来,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著作,它们都有各自的优点,也为本书提供了参考,本书无意对它们进行批评。但是就横向、纵向的打通而言,鲜有兼备者,这确实是事实。康奈尔( Kenneth Cornell)的《象征主义运动》 ( The Symbolist Movement)与比耶特里( Roland Biétry)的《象征主义时期的诗学理论》 ( Les Théories poétiques à l’époque symboliste)二书,类型相同,都以年月为序来搜检、评论象征主义诗学。它们精于原始文献,但疏于诗学脉络的贯通,所谓见一叶而不见一木也。巴拉基安( Anna Balakian)的《象征主义运动》 ( The Symbolist Movement )和佩尔( Henri Peyre)的《什么是象征主义?》 ( What Is Symbolism?)也同类,它们长于对重要诗人的诗学思想进行研究,但对流派的分合问题,阙而不录。巴尔( André Barre)的《象征主义》 ( Le Symbolisme)一书远早于前两部,除了重要诗人外,也论及影响力较小的诗人,而且对流派与刊物等问题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堪称精良,然而在诗学、美学理论上,可惜着力不多。莱芒( A. G. Lehmann)的《法国象征主义美学:1885—1895》 ( The Symbolist Aesthetic in France:1885—1895)正可补巴尔之缺。不过,莱芒虽然工于象征主义美学,但对流派和思潮的历史多有忽视,巴尔又正可补莱芒之缺。巴尔以后,纵向观察诗史流变,横向寻求象征主义的美学、哲学,钩深致远、探赜索隐,唯有盖伊·米肖( Guy Michaud) 。米肖的《象征主义的诗歌使命》( Message poétique du symbolisme) ,出版于1961年,除去书后附录的诗论,正文超过700页,蔚为大观。该书的前两个部分,即“诗的冒险”和“诗的革命”,各分6章,为全书精华所在。米肖的书综合了巴尔和莱芒的优点,是权威之作。

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外,还有一些关于象征主义具体诗人、象征主义与巴纳斯派、象征主义与瓦格纳、纯诗等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都各有价值。将这些书与前面的著作合起来,会形成象征主义非常清晰的图谱。既然如此,为什么笔者要写这本书呢? 这本书相对于上面的研究,有什么独特的价值呢? 首先,本书在把握象征主义流派的不同圈子的基础上,对象征主义思潮的演变史将做更为如实的描述。也就是说,本书试图在历史性上超越前人。本书的研究目标,并不限于描述一个固定的流派,而是考察流派持续的变化、起伏。不仅讨论象征主义是什么样的存在,更追问象征主义怎样存在。这种动态的历史观,是前人缺乏的。其次,本书将对前人遗漏的不少重要内容进行补缺。无论是巴尔也好,米肖也罢,他们对自由诗的问题,对迪雅尔丹的“内心独白” ( le monologue intérieur)问题,对象征主义纯诗的渊源与状态问题,都还有遗漏。巴尔和米肖尽管树立了典范,但是象征主义研究仍旧没有结束。或者可以这样说,巴尔和米肖的书,不是终结了象征主义的研究,而是给象征主义研究打开了新的大门。因而,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巴尔和米肖召唤出的。正是因为这些研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本书的写作有了更好的支撑,也可能有新的拓展。

本书共分八章,前四章为纵向的历史研究,后四章为横向的美学、哲学等研究。这似乎是米肖书中的结构。但笔者并未刻意模仿。在描述完象征主义的思潮史后,进行美学、哲学等视野的思考,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对象征主义的不同圈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怎样对待你面对的理论和作品的材料? 它们含有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是不是就局限在它们之内? 拿理论为例,某个理论真正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它要说的话? 本书并不把象征主义的理论和作品当作独立的、封闭的领域,它们共同构成了某个趋势,于是就有了一个思潮。象征主义思潮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诗学思潮,它是主观的。人性有多么复杂,这个思潮就将多么复杂。在象征主义理论的建构中,权力和地位之争、背叛与合谋,这些现象并不鲜见。它们说明象征主义这一泓池水并不平静。就象征主义的领袖为例,莫雷亚斯一直以象征主义的创立者自居,在一篇匿名但要么是莫雷亚斯的要么是莫雷亚斯授意的文章中,他被描述为“象征主义以及许多让人惊讶的事物的发明者”27。巴雷斯( Maurice Barrès)是莫雷亚斯的支持者,在他眼中,莫雷亚斯是唯一的象征主义诗人。但是莫雷亚斯总体上势力单薄,其他人有机会发动“政变” 。魏尔伦的支持者夏尔·莫里斯( Charles Morice)将魏尔伦、马拉美和利勒-亚当( Villiers de L’Isle-Adam)看作是象征主义三巨头,并否认莫雷亚斯是象征主义诗人28。迪雅尔丹和威泽瓦( Téodor de Wyzewa)在马拉美面前,都以学生自居,自然要维护老师的地位。可是马拉美的另一位学生吉尔,渐渐与马拉美离心离德,他嘲讽马拉美没有写出真正的诗作,认为马拉美并不是一位革新者,而只是过时的“巴纳斯运动的高峰和总结者”29。当吉尔被视为“新文学的旗帜”时,他的用心就很明显了。这些真实的权力斗争告诉人们,永远要小心理论背后的意图。

这些意图构成了理论本身另外的意义维度。它与理论本身的意义结合在一起,形成意义的多维空间。因而有必要进行理论和作品的意义分析。本书将参考赫鲁绍夫斯基( Benjamin Hrushovski)的综合语义学理论。赫鲁绍夫斯基在对意义进行分析时,认为意义并不仅仅存在于词语和句子中,还存在于一个框架中,“这个框架将意义看作是它真正发生的那样:看作是结构体的自由网络,构成既定的语言与外部世界(或者语言)的桥梁”30。象征主义的理论和作品也需要这样的意识,以便将内在的理念与外部世界建立起联系,还原象征主义思潮最初的情景。赫鲁绍夫斯基认为意义是三层的结构体:参照体、含义、调节原则31。比照这种结构体,象征主义的理论和作品,也可以拥有三种原则:本源原则、意图原则、文义原则。本源原则是一种理念提出的背景,意图原则是它的目的,文义原则是理念的语言表述。换一个角度来看,象征主义思潮是本源原则的对象,是意图原则的工具。利用这些原则来分析象征主义的理念,就能对它有更全面的把握。

1 Octave Malivert, “ Symbolistes et Décadents” , La Vie moderne, 17 (20 novembre 1886) , p. 743.

2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845页。

3 罗岗、陈春艳编:《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7页。

4 徐志摩:《死尸》,载《语丝》1924年12月1日第三号,第6版。

5 刘延陵:《法国诗之象征主义与自由诗》,载《诗》1922年一卷四号,第22页。

6 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3页。

7 刘延陵文中的魏尔伦传记出自《法国现代诗人》第170—171页;象征的理论部分出自第19页,维莱-格里凡论自由诗部分,出自第25页。原书见Ludwig Lewisohn, The Poets of Modern France, New York: B. W. Huebsch, 1918。

8 张大明:《中国象征主义百年史》,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9 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见《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61页。

10 朱自清:《导言》,朱自清编选:《中国新大学大系·诗集》(影印本),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8页。

11 穆木天:《谭诗》,载《创造月刊》1926年第一卷一期,第81页。

12 穆木天:《我主张多学习》,见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第318页。

13 泽明:《中国文艺的没落》,载《前锋周报》1930年6月22日,第5页。

14 穆木天:《谭诗》,载《创造月刊》1926年第一卷第一期,第82页。

15 卞之琳:《卞之琳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6页。

16 卞之琳:《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载《新月》1932年第四卷第四期,第18页。

17 Harold Nicolson, Paul Verlaine, London: Constable, 1921, pp. 248—249.

18 《现代诗论》:曹葆华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页。

19 Paul Valéry, Œuvres 1, Paris: Gallimard, 1957, p. 1378.

20 梁宗岱:《梁宗岱文集》Ⅱ(评论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21 夏炎德:《法兰西文学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2 茅盾:《夜读偶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35页。

23 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见张汉良、萧萧编:《现代诗导读》,台北:故乡出版社,1982年版,第387页。

24 覃子豪:《论现代诗》,台中:曾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25 同上书,第217—218页。

26 金丝燕:《文学接受与文化过滤——中国对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接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页。

27 Anonyme, “Une nouvelle école”, Le Figaro, 256 (13 septembre 1891), p. 1.

28 Jules Huret, Enquête sur l’évolution littéraire, Paris: José Corti, 1999, p. 125.

29 René Ghil, Les Dates et les œuvres, Paris: G. Crès, 1923, p. 165.

30 Benjamin Hrushovski, “An Outline of Integrational Semantics”, Poetics Today, 3. 4 ( Autumn 1982), p. 60.

31 参照体类似于语境,调节原则类似于语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