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法国象征主义思潮的生成

第一节 象征主义的同心圆结构

象征主义可能被认为是自19世纪后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思潮,但它也最具神秘色彩。颓废与创新,悲观与梦幻( le rêve) ,这些关键词像颜色各异的布料,拼出了象征主义的祭袍。这个令人费解的巫师,在现代时期几乎在所有具有文学地位的国家,都摆出了他的祭坛。人们高举着双手,欢迎陌生的仪式。时过境迁,象征主义早已退潮。但是现在不但在英美,而且在中国,很多人仍然不清楚象征主义思潮的祭袍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有许多谜团尚待解开。

一、什么是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尽管在世界内引起巨大兴趣,但是象征主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1863年之前,波德莱尔就给出了他的象征主义的定义:“在某些近乎超自然的心灵状态中,生活的深度将会完全地在景象中展现出来,看上去如此平常,就在人们眼前。它成为象征。”1这里象征的描述,就暗示了象征主义的观念。从词源上看,象征主义( symbolisme)指的是关于象征的理论形式,它涉及什么是象征、怎样创造象征等问题。波德莱尔比较清楚地描述了象征。象征并不是一种语言上的修辞手法,它是超自然心灵状态下的图景。换句话说,象征是一种特殊的心境。因为这种心境中的形象与心境本身是有联系的,它单独使用的时候,可以引发这种心境,于是象征在波德莱尔那里就有了第二种含义:具有暗示力的形象。

波德莱尔的解释,并没有让象征主义诗人和他达成共识。莫雷亚斯,象征主义流派名义上的发起人和实际上的一位终结者,将象征理解为一种“可感的形式”2。这种形式与波德莱尔的暗示的形象是相通的。但是波德莱尔的形象通向的超自然世界却对莫雷亚斯的象征紧闭着大门。莫雷亚斯的形象有新的主人,这就是思想。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诗作的意义,因而形象即是达意的工具。从莫雷亚斯开始,可以看到,师法波德莱尔的诗人与另外一群大多崇尚瓦格纳的诗人,在象征及象征主义的概念上呈现出明显的分歧。站在波德莱尔身后的是恭敬的马拉美,以及桀骜不驯的兰波,而另外一边,一群二十出头的诗人,同样踌躇满志。莫雷亚斯比兰波小两岁,在这群年轻诗人中具有领袖气质。

马拉美比较特殊,他如果不是瓦格纳主义者,也一定是瓦格纳的热心读者,尽管他在象征上有自己的保留意见。他渴望像他的前辈一样,摆脱现实的世界,进入一种纯粹的、理念的世界中。这种世界并不像《巴黎的忧郁》的作者看到的那样光怪陆离,甚至马拉美也不像波德莱尔那样陶醉其中。这是一个冰冷而寂静的世界,诗人是一团轻盈得失去任何重量的空气。这种世界的体验完全是个人的,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这种体验对马拉美的象征非常重要。他要求诗人渐渐地暗示出这种体验的状态,“正是对这种神秘性的完美运用构成了象征”3。神秘性这个词,是马拉美的象征在超越世界通行的凭信。

神秘性在波德莱尔和马拉美那里,虽然是可以体验的,与特殊的心境有关,但他们似乎相信它的实在性。因为相信这种实在性,所以二位诗人轻视目前的现实。波德莱尔曾表示:“摆在我们眼前的自然,无论我们转向它的哪一面,都像一种奥秘包裹着我们,同时给我们呈现多种形态。”4对于这样一种自然,诗人只能向内加以探索。也就是说只有特定的心境才能揭示出这种自然。兰波和这两位诗人相比,似乎更偏向创造一个自己的神秘世界。这个世界首先也是神秘的,他宣布“我就要揭开一切神秘的面纱:宗教的或者自然的神秘,死亡、出生、未来、过去、宇宙的起源、虚无”5。这种神秘性与前二位诗人所指的神秘性相比,似乎并没有区别。但是在生成的方式上,兰波渴望完全将它的钥匙捏在自己的手中。他梦想“新的身体,新的语言”,他不会像马拉美那样被动地等待着奇妙的镜子,也不像波德莱尔那样倚重想象力和其他外在的手段,他自己破坏自己,自己改变自己。

热衷于创办象征主义刊物的迪雅尔丹,虽然算得上是马拉美的学生,但在他与老师的分歧上是直言不讳的。他说:“对于马拉美来说,外在的世界只是作为观念世界的象征而存在的;它对于1885—1886年的我们这些年轻人来说,只是作为头脑构想的外在世界而存在的。”6这里明确说明象征在马拉美那里,是更高世界的入口,而对于年轻诗人来说,象征成为沟通诗人与现实世界的津梁。迪雅尔丹很少思考象征的问题,他所说的“符号”可能等同于象征。他把词语看作是思想的符号,图画是事物的符号,而音乐则是情感的符号,音乐“表达了通过自然声音的再现而从事物中产生的情感”7。也就是说,情感的象征在这位编辑这里是音乐。因为推崇瓦格纳的音乐理念,迪雅尔丹渴望创造富有音乐性的诗篇,这甚至是象征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差别:“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在于所有象征主义所歌唱的,都是有强烈音乐性的作品。”8因而迪雅尔丹理解的象征主义,就是文学的音乐的做法。有些时候尽管可以通过音乐来沟通波德莱尔等人的梦幻的心境,但从侧重点来看,迪雅尔丹的象征主义与波德莱尔的可谓大相径庭。

威泽瓦一直是迪雅尔丹的合伙人,他们不仅一起在《瓦格纳评论》( Revue wagnérienne) 、《独立评论》 ( La Revue indépendante)杂志上合作,而且都是瓦格纳主义者。威泽瓦像迪雅尔丹一样将象征主义理解为文学的音乐道路,他认为:“假如诗不想再成为传达动人思想的语言,它就应该变成一种音乐。”9尽管威泽瓦强调音乐,但他也要求各种艺术的综合( la synthèse) ,因而造型艺术、时间艺术、语言艺术在他的艺术理想中,理应合成一炉,这样就能像瓦格纳那样,表达全部的生活。从这个角度上可以看出梦幻的象征在他理论中的地位。首先,这种象征因为与音乐的联系,是被承认的,他曾相信“磁性和催眠术的现象,遥远的、神圣的幻象,所有这些每天都在发生,只是人们无法确定它们的规则”10。无需怀疑,威泽瓦并不完全否认一个神秘世界的存在,但是因为有表达全部生活的目标,所以威泽瓦肯定现实的生活,这就是他所说的“艺术应该仍旧是现实主义的”11这句话的含义。他希望现代生活的元素是他的艺术的基本的元素。这种观点其实带有一些自然主义( Le Naturalisme)的色彩。威泽瓦的思想强化了年轻诗人与波德莱尔、马拉美这些先驱诗人之间的差异。不过,在1887年2月的一个书评中,威泽瓦还是谈到了他对象征主义的明确定义:“我认为象征主义就是由一个思想对另一个思想简单的代替组成。如果我想说一朵花带有香味的感觉,但没有任何恰当的词可以表达,我就用象征将其形容为‘暗淡的珍珠’。”12需要说明,这里的“思想”并不是抽象的、理性的内容,而是具体的内容。威泽瓦认为象征就是具体性的代替,它利用形象为工具,但它代替的仍旧是另外一种形象。马拉美的形而上学的内容在这种象征中明显被清除了,象征与心境的关系也遭到解体,象征就是具体感觉的一种比较。不过,在威泽瓦的象征概念中,至少还保留着感觉。这是他和马拉美象征理论的“最大公约数”。

维莱-格里凡几乎与威泽瓦、迪雅尔丹同时尝试新的文学思潮。他也接受了“综合”的思想,认为:“综合的方法是诗的成分,就像分析的方法是散文的成分。”13这种综合在艺术上当然表现为多种艺术类型的融合,在生活上表现为客观现实与高出于它的主观现实的统一,与威泽瓦的理论是相近的。不过,维莱-格里凡在这里更强调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如果人们通过综合来把握世界,就是诗性的、象征主义的;如果用分析来了解现实,那就是散文的、非象征主义的。维莱-格里凡因而说:“象征主义和诗这两个词是相近的同义词。”14这句话一方面扩大了象征主义的含义,一方面又缩小了它。说它扩大了象征主义的含义,是因为象征主义原本只是诗的一种思维方式,维莱-格里凡让它还包含了诗的具体实现。也就是说,所有语词的组织、形式的结构,都是象征主义。说他缩小了象征主义,是因为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被简化为具体的艺术,这样它就完全被限定了。维莱-格里凡虽然延续了威泽瓦的思考,但是他也超出了威泽瓦的理论。维莱-格里凡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马拉美那里,他强调梦幻,不过,这种梦幻已经与神秘的心境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艺术中存在的“自我的高度意识”15。他眼中的象征主义,简单来看,就是综合艺术的具体化。

从波德莱尔,走到维莱-格里凡,象征主义似乎绕了一个圈。它从梦幻走向艺术的综合,又在艺术的综合中接纳了梦幻。但实际上这种圆并不是光滑、圆润的,而是有很多断裂和矛盾。它在修辞法、表达法、思维方式、音乐美学和综合艺术理论中到处延伸,似乎漫无目的。最后构成的图谱,与其说是一个圆,还不如说一团乱麻。其实,上面的论述,远远没有穷尽象征主义的概念。比利时的象征主义诗人维尔哈伦(Émile Verhaeren)将象征与回忆的力量结合起来。另一个象征主义时期的批评家勒迈特( Jules Lemaître) ,将象征看作是一种间接言说,这似乎与波德莱尔和马拉美有些类似,但是勒迈特进一步指出象征是“一种连续的隐喻的体系”16。这种认识造成的鸿沟是显而易见的。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象征主义? 历史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在这一点上,另一位象征主义诗人雷泰说得很明白:“在我们看来,我们只是把象征主义这个词视作一个标签,代表我们这一代的唯心主义诗人;这是一个随便的标签,仅此而已。”17象征或者象征主义,并不是一个具有精确定义的诗学理论,它在不同的诗人那里,有不同的意义,因而象征主义其实是一种代数,它可以代指这一时期的任何诗学理念。但是它又并非像雷泰说的是一个“随便的标签”,它的使用不是率性而为的。韦勒克( René Wellek)曾经给出更中肯的解释:“象征主义因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特质,它像一种传染病或者瘟疫一样扩散,它也并非仅仅是词语上的标签:准确地说它是一种历史范畴,或者用康德的术语,是一种‘规定性的观念’(或者一系列观念),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历史过程。”18象征主义是一种规定性的观念,它是一群人着眼于时间特征而分出的一个期限。时间特征允许变化,容纳差异,人们可以在这个期限里任意放置他们觉得适当的东西。但是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人们放的东西各自不同,象征主义如何能保持住它的弹性? 如果象征主义只具有时间特征,它就无法良好地拥有这种弹性,人们又能如何确定它的起点和终点? 象征主义应该具有相对稳定的时间特征,还应该有一个可以分析的空间。这里的空间,指的是象征主义相对稳定的诗学主张,它相当于一个共同的容器,每个诗人都可以占据这个共同空间。有了这个共同空间,其他个性的诗学主张就有容纳之所了。不过这种空间的特征是不是假定的,它是否能有效包容形形色色的理论? 对于象征主义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似乎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矛盾。

二、什么是象征主义流派?

象征主义思潮是一种大的趋势,对它的分析,一定会遇到流派的问题。与象征主义的定义相同,流派问题同样剪不断,理还乱。它不仅涉及美学的问题,还涉及个人的野心、群体的政治以及文学史的暴力。针对象征主义流派的反思,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师承的关系是确立象征主义流派比较可靠的标准。因此,象征主义流派在国内,似乎范围非常清晰。袁可嘉曾注意到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 Edgar Allan Poe)与象征主义诗人的联系,指出“法国整整三代的象征主义代表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和瓦莱里——无不承认受过他的深刻影响”19。袁可嘉还发现马拉美承上启下,在象征主义诗人中占据核心地位。另外两位诗人,魏尔伦和兰波在这个谱系上也很容易描述。兰波称波德莱尔是“诗人之王,一位真正的神”。他的传记作者斯坦梅茨( Jean-Luc Steinmetz)曾指出,兰波在读中学时读到过《恶之花》 ,“这本诗集犹如一把进入世界的钥匙,不管这个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20。兰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更加狂暴的波德莱尔。魏尔伦呢,他早年也曾师法波德莱尔,他的《被诅咒的诗人》 ( Les Poètes maudits)显露了波德莱尔的影子。文学编辑特雷泽尼克( Léo Trézenik)说:“魏尔伦是波德莱尔的直接信徒。他从这种危险的范例中得到了他闻所未闻的反常的精致、他的深刻、他的独特性;他有古怪的类比。”21这样一来,从波德莱尔,到象征主义运动的三巨头,甚至到马拉美的学生瓦莱里,一个完美的五人组就诞生了。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讨论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正好就是这五位。

袁可嘉的五人组的流派说,在当代具有不小的影响力,以至于象征主义的研究在一些人看来,就等同于五人组的研究。目前出版的很多文学史类著作,都有袁可嘉研究的印迹。稍晚出版的柳鸣九主编的《法国文学史》 (修订本)第三卷,可贵地注意到了莫雷亚斯、雷尼耶( Henri de Régnier)等人的创作,表现出突破五人小组研究的倾向,但是该书实质论述的象征主义作家,除去第二卷的波德莱尔外,仍旧是马拉美、魏尔伦和兰波三人。董强2009年出版的《插图本法国文学史》 ,除去瓦莱里属于20世纪法国文学外,19世纪论述的正式的象征主义者,仍旧在五人小组范围内。这种情况不仅是国内特有的,英美和法国也不鲜见。法国学者查德威克的《象征主义》一书,讨论的仅有的五位诗人,就是上面五位。美国人福里( Wallace Fowlie)的《诗与象征:法国象征主义简史》一书1990年出版,该书将颓废派也纳入了,算是扩大了象征主义流派的领域,但是他书中关注的诗人仍然是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伦四位,新加的只有拉弗格( Jules Laforgue)和科比埃尔( Tristan Corbière) 。该书的思维仍旧是五人小组式的,很难让人相信这几位诗人基本构成了象征主义的历史。

五人组或者扩大版的五人组的历史认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但却将象征主义的历史固化了。流派成员的固定,同时也是诗学思想的固定。这种做法对于初阶的教学是有益的,但对于真正认识象征主义,就有很大的妨碍。康奈尔曾说:“象征主义运动并不是仅仅四五位作家的出名史。”22想用几位诗人代替极为细致、丰富的象征主义思潮,就好像用几幅照片代替一次旅行一样。在野外旅行时,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石头,可能都会引发你的情感,你会发现整个风景没有断裂的地方,所闻、所见、所感构成了一个整体的风景。同样,象征主义是由无数细小的诗学思想、试验、冲突等事件构成的流动的风景,它具有复杂的流派归属。之前的研究,忽略了许多“小人物”,使象征主义的思潮史,简化为象征主义经典诗人和诗作的写真。于是,象征主义思潮的演变、流派的分合,这些更为宏观的问题,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几乎无人问津。对小人物和细小的诗学事件的追踪,不但能弥补象征主义的大历史,而且还会修正许多观念。本书认为,象征主义小人物的作用,有一些不但不亚于五人组,甚至在思潮史上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兰波和魏尔伦不可或缺,但是没有兰波和魏尔伦,象征主义仍旧存在。没有波德莱尔和马拉美,象征主义也仍旧存在。没有马拉美、兰波和魏尔伦,文学史是残缺的,但是象征主义的思潮不会断流。

象征主义思潮有它自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是狭隘的流派观无法认知的。追踪这种力量,人们就会发现,象征主义的流派就像是地理学上不同的支流一样,既有交汇,又有分离。它复杂多变,完全不是预先规定好的。水泊梁山一竖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天下的英雄都来入伙,合成一股,这种情况只是小说家的杜撰。在象征主义流派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大旗,也没有这样一群固定的成员。

就上面提到的五人组来说,他们都被称作象征主义诗人,这是历史开的玩笑。首先看波德莱尔。这位“14或15世纪的巫师”23,最终的理想是一种“现代的艺术” ( art moderne) ,它注重暗示的力量,它将客体与主体融合起来,具有形象化的思维方式,而与其相对的是“哲学的艺术” ( art philosophique) ,它重理性,寻求固定的观念。 “现代的艺术”与后来马拉美、魏尔伦的诗歌理念有相通的地方,但这是一种美学上的一致性,并不是流派上的一致性。就流派归属而言,波德莱尔更接近戈蒂耶( Théophile Gautier)的唯美主义。他从来没有设想他去世二十年后,巴黎会出现一个以他为旗号的流派。所以佩尔表示:“称呼波德莱尔为象征主义是让人有一定的疑虑的。”24

魏尔伦是许多诗学事件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但他从未承认自己是一个象征主义者。在接受一次访谈时,魏尔伦表示对象征主义一无所知:“象征主义? 不懂。这应该是一个德语词,是吗? 这个词想说的意思是什么? 另外,我不把这个词放在眼里。”25魏尔伦并不是言不由衷。他始终没有参与象征主义小圈子的活动,虽然他的名声经常被一些年轻的诗人借用。他的诗风与巴纳斯派接近,他早期本身就是巴纳斯派的成员,他的作品还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尽管在他那里也能找到重要的象征主义元素,但称他为象征主义诗人就像称他为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武断。他自己也曾思考过自己的流派归属:“我们被分为四个阵营:象征主义、颓废主义( Le Décadisme) 、自由诗的拥护者和我所属的其他的主义。”26诗人不但不承认自己是象征主义者,而且也否定自己是颓废派成员。这里不必急于对这四个流派进行详细的解释,魏尔伦的话告诉人们,流派的划分很多时候是文学家的暴力,并不符合诗人的本意。诗人的本意,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抵抗,相反,它是对诗学研究的抽象的抵抗。如果人们参考一下魏尔伦同时代人的看法,就能发现他的解释是有合理性的。卡恩曾指出:“他(魏尔伦)既不是颓废者……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象征主义者(假如这个词并非完全没有用处)。他首先是他自己,一位哀歌作者,一位自发的诗人,属于维庸和海涅的派系。”27

兰波被称为象征主义诗人也引起了不少争议。首先从兰波自身来看,1875年以后,他就离开了文学,成为冒险家和商人,而这比象征主义流派的缔造提前了十年左右。因而从流派活动的角度来看,兰波并不是象征主义运动的实际参与者。佩尔还提供了兰波本人的态度,当兰波的诗作在巴黎发表出来,并引发一部分年轻人的追捧时,有人给兰波写信,告诉他他是象征主义的先驱,兰波的态度是“耸了耸肩”28,兰波不认可这种标签。巴拉基安对这个问题也做了思考。她的结论是兰波在广义和字面的意义上,都不是象征主义诗人,而将兰波看作象征主义诗人,这“将象征主义运动的历史弄复杂了”29。

如果接受上面的批评意见,那么,象征主义的五人组,就只剩下马拉美和瓦莱里。但这里不需要再讨论马拉美的流派归属问题,人们也能看到象征主义流派面临的危机。象征主义流派该如何定义? 它的成员到底有哪些人? 它的起点和终点如何限定? 这并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可以看到,在象征主义流派的问题上,组织标准与美学标准、习惯认识与实际证据都在斗争。对象征主义流派的争论,实际上就是这四种尺度的权力之争。组织标准是看诗人有没有实际加入象征主义的小圈子,并以象征主义者自居。这是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子。甚至马拉美和魏尔伦都不属于这个圈子。美学标准是根据象征主义普遍显示出来的美学倾向来评判,不属于小圈子的诗人也符合这个标准。习惯认识是象征主义诗人以及评论家的看法,在这一点上,批评文章和文学史具有了权力。实际证据则包含诗人自己的意见,以及有没有与象征主义流派发生紧密联系,于是与象征主义刊物的关系变得关键了。这里无意比较这四种尺度的有效性,它们在一定的范围内都可以是评判的尺度。不同的尺度因为宽严有别,于是产生了韦勒克所说的“同心圆( concentric circles) ”30。从这种同心圆出发,对韦勒克的理论加以必要的改造,或者可以发展出历史中存在的大大小小不同的圈子。象征主义流派的圈子随着尺度的变化而变化。最外围的圆,不但能容纳五人组,而且可以包含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诗人,比如英国的叶芝、艾略特( Thoonas Stearns Eliot),西班牙的希门尼斯( J. R. Jiménez) 、纪廉( Jorge Guillén)和萨利纳斯( Pedro Salinas) ,在日本则有北原白秋、萩原朔太郎,在中国则有李金发、梁宗岱。而最里层的圈子,则只是几位发起象征主义的年轻诗人。

三、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

韦勒克的同心圆的提出,其实涉及象征主义流派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问题。而象征主义流派的这两个特征,与前文的象征主义定义的这两个特征是有关系的,可以一并思考。

首先来看象征主义的时间特征。它涉及象征主义流派的归属问题。象征主义流派之所以有这么多争论,就是因为人们的时间观不一样,也就是说,选取的圈子不同。如果各执己见,那么不但会造成不必要的争执,而且会割裂象征主义流派的历史,难以窥其全貌。韦勒克并没有告诉人们该选取哪一个圈子,他只是指出了多种圈子的存在。象征主义流派的研究应该放弃仅仅从任何一个圈子来进行,换言之,它应该考虑所有的圈子。在所有的圈子中,象征主义的流派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在《英美自由诗初期理论的谱系》一书中,笔者曾提出过“视野相对主义”的概念。随着视野的扩大或者缩小,人们的关注点会发生变化,研究内容也会改变。对于这些不同的圈子的研究,明显会发生观察视角的变化。比如以莫雷亚斯为中心的最里层的圈子,由于它维持的时间也就五年左右,涉及的诗人非常有限,因而这个圈子里次要人物的诗学理念也属于考察的范围。对象征主义国际思潮这最大一个圈子来说,只有重要的诗人、理论家才会成为分析的对象。这不仅是研究材料的取舍问题,对于思潮变化的关注也都有详略之别。另外,结合上一段的论述,还可以将视野相对主义进行新的解释:视野相对主义认为任何一种观察视野,都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和真实性,并不否定其他的视野。视野相对主义应该将不同的视野都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总体的了解。象征主义流派的不同的圈子,在本书看来,就是可供分析的不同的视野,它们彼此不同,但并非对立,将这些不同的圈子结合起来,就会不断地调整所需的视野。

在具体的做法上,这个历史以颓废派开篇,将其看作是象征主义小团体成立的重要背景。尽管19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了文学颓废的观念,甚至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围绕着雨果和波德莱尔,法国文学杂志有过不少讨论,但是本书将颓废派的历史的起点放到1881年。这里有几个好处,第一,这将颓废的时间限定得更短,更有利于对重要的文学刊物进行文献调查。第二,1881 年开始的文学颓废运动,参与者多为年轻的诗人,他们与后来的象征主义小社团有更多的互动,而且这些人也属于第二个圈子的象征主义流派,是本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三,颓废派的美学在很多方面与象征主义小团体相比,具有相同的倾向,是象征主义美学理念的重要来源。

之后,则是瓦格纳主义( Le Wagnérisme)的小团体。这个团体以迪雅尔丹和威泽瓦为中心,他们创办的《瓦格纳评论》还吸引了马拉美、孟戴斯( Catulle Mendès) 、富尔科( Fourcaud)等人。由于将艺术的综合观念引入文学中,而且提倡自由诗,该群体的活动被看作是象征主义的揭幕戏。比耶特里曾认为:“《瓦格纳评论》以值得注意的方式帮助了新诗的来临。”31这里的新诗指的是象征主义诗歌。在形式以及综合美学方面,如果没有瓦格纳主义的小团体,象征主义会以何种面貌出现,这是一个疑问。

然后是一个关键的小团体。莫雷亚斯1886年9月的《象征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事件,这个宣言的发布,并不意味着从这一月开始,法国进入象征主义时代,也不意味着之前的时代已经结束。本书并不把《象征主义》看作是象征主义流派成立的标志。在它之前,1885年,早已有了不少关于象征的讨论。它们已经涉及《象征主义》的诗学深度,只不过后者提出了一个正式的名称而已。另外,《象征主义》只是莫雷亚斯个人的主张,象征主义群体还未形成。群体形成的标志,是这一年的10月份,这时出现了卡恩、莫雷亚斯、保尔·亚当( Paul Adam)合办的《象征主义者》 ( Le Symboliste )杂志。该杂志加上费利克斯·费内翁( Félix Fénéon)和阿雅尔贝( Jean Ajalbert)等人,就构成了第一批正式认可的象征主义成员。因为费内翁在《象征主义者》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阿蒂尔·兰波的〈彩图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兰波也成为最早的象征主义成员。这个成员里不包括马拉美、魏尔伦以及其他诗人。他们的核心人物就是卡恩、莫雷亚斯和亚当。不过,这里还需要说明,最初的象征主义的小团体与象征主义者的概念还不一样。尽管阿雅尔贝参与了象征主义小团体最初的活动,但他并不是象征主义者,在朱尔·于雷( Jules Huret)的书中,人们看到阿雅尔贝属于“新现实主义者”。同样,费内翁和亚当也不是象征主义诗人,他们分别是新印象主义者和魔法师派。剩下的只有莫雷亚斯和卡恩了。

卡恩虽然是新加入者,但对象征主义流派的贡献很大,他当时是《风行》 ( La Vogue)杂志的编辑。因为这个杂志,马拉美、魏尔伦、拉弗格、迪雅尔丹、维莱-格里凡、维尔哈伦、雷尼耶、莫里斯、雷泰等人也与象征主义流派建立了关系。 《风行》杂志分别在1886年、1887年、1889年出过三个系列,大多数成员在前两个系列中就出现过了,雷泰在第三个系列中才开始露脸。从某种意义上说,莫雷亚斯发起了象征主义流派,而卡恩重组了它。如果说莫雷亚斯发起的小团体是象征主义的最内一层的圈子,那么卡恩重组的群体,则是象征主义的第二层圈子。这也是目前法国象征主义流派基本认可的圈子。这个圈子是比较广泛的,它没有共同纲领,没有组织活动,有的仅仅是刊物。在这个刊物上,因为兰波、拉弗格的诗作的发表,团结了一群文学旨趣相同的诗人,再加上魏尔伦、莫雷亚斯等人的加入,于是给人一个“群体”的印象。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刊物宽泛联合起来的诗人群。不同的诗人主张不同,也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就是象征主义诗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兰波、魏尔伦否认自己与这个流派有任何瓜葛的原因。

之后则是第三个圈子的象征主义流派。新加入的成员与莫雷亚斯和卡恩都没有联系,他们往往得到新刊物的支持,比如奥里埃( G. Albert Aurier) ,他常在《法兰西信使》 ( Mercvre de France)上发表文章。还有古尔蒙,他曾在《白色评论》 ( La Revue blanche)上露过面。这些人都自认为是象征主义者,他们诗学中讨论的问题,也都接着之前已经讨论过的讲。这个名单远远还没有穷尽,还有一些诗人应该加进来,比如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吉尔、努沃( Germain Nouveau)等。前一位承认自己是象征主义诗人,后二位都自立于象征主义之外。吉尔也曾在《风行》上发表过东西,但是后来离开,想与象征主义分庭抗礼。努沃则是兰波离开魏尔伦后,新找的伴侣,他们在一起有过诗歌的合作。为了简便起见,一些主要在其他时期创作的诗人,也可以放到这个圈子里来,比如波德莱尔和瓦莱里。

然后是第四个圈子。这个圈子的诗人,是用法语之外的语言写作,但直接或间接受到法国人影响的象征主义诗人。叶芝、艾略特、庞德( Ezra Pound) 、斯托勒等人是伦敦诗人群的代表,希门尼斯、纪廉和萨利纳斯是西班牙象征主义诗人的代表,李金发则是中国初期象征主义诗人的代表。中国还出现过一些诗人,他们不但受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而且还从日本或者美国拿来象征主义的理念,比如创造社的一些诗人。这些人严格说来,与艾略特、李金发等人的情况是不同的,应该划为另外的圈子。但是为了简便,这里将这些受到多国影响或者主要不是从法国得到影响的象征主义诗人,也看作是第四个圈子的成员。除了创造社的诗人之外,还有一些诗人主要从第四个圈子的诗人那里得到了影响,比如中国大陆的朦胧诗诗人,以及中国台湾诗人覃子豪。他们虽然不提倡象征主义,但是又运用了许多象征主义的手法,也表现出象征主义的一些风格,可以看作是第五个圈子。这五个圈子并不是每个都要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本书主要关注前三个圈子,略论第四个圈子,基本不涉及第五个圈子,第五个圈子仅仅作为背景而存在。

这里的五个圈子,与韦勒克提到的四个圈子的划分是不同的。在韦勒克的理论中,第一个圈子是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诗人,约等于本书的第二个圈子,韦勒克的第二个圈子是自奈瓦尔( Gérard de Nerval)到瓦莱里的象征主义思潮,约等于本书的第三个圈子,韦勒克的第四个圈子,约等于本书的第四个圈子。之所以未采纳韦勒克的划分,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突出法国象征主义流派的发生、演变史,第二个原因是强调象征主义理念的传播。韦勒克的分法明显着眼于国别和文化,它的缺陷是未能很好地对象征主义的流传和影响做出反思。流传和影响往往超越国别和地域,比如日本的象征主义思潮确立于1905年,以译诗集《海潮音》、蒲原有明的《春鸟集》的出版为标志,这个时间甚至比英美的斯托勒、庞德、艾略特等人都要早,应该属于早期的影响,因而在本书中归为第四个圈子,而且在第四个圈子中也属于靠前的内容,不同于梁宗岱、王独清这些象征主义诗人。

时间特征一旦限定,象征主义的空间特征也就清楚了。因为象征主义是不同流派,或者说不同圈子的产物,任何一个圈子,任何一个圈子的作家,都可以提出不同的理论,因而象征主义并没有固定的本质,它有的只是一些变动的特征。这里可以将象征主义的空间特征比作移动的车厢。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只是一个车厢,随着它的前进,不同的人进来,就赋予了这个车不同的方向和任务。不同圈子的人运用象征主义这个词,就赋予了它新的意义。考查象征主义特征的演变要远远比寻找一个固定的定义重要、可行。

象征主义的特征可从主体论、美学论、思想论和艺术论这四个方面分析。这四个方面与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作者、读者、世界、文本相对应。它们相互又有复杂的联系,比如作为艺术论的通感,就与作者、世界都有关系。通过这四个方面,就可以分析象征主义的不同圈子之间的异同。这四个方面考察的具体内容,有通感、感应、语言音乐( une musique verbale) 、颓废、象征、自由诗、散文诗、内心独白、音乐性、纯诗、迷醉、未知、语言的巫术、非个人性、梦幻、无意识、综合、交响乐( la symphonie) 、超自然主义、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暗示等一系列诗学概念。

象征主义无论作为流派,还是作为思潮,又都有一定的稳定性,它的空间特征也有特定性。还是拿车厢作比,虽然车厢是移动的,人来了一批又走了一批,但是车厢仍然还有不易的地方。易一名而含三义,其中就有不易之义。那么,怎样确定象征主义空间特征的不易之处呢? 本书初步以内在性为标准。这个标准是不是完全客观、真正准确,还有疑问。但是一旦把它当作一个假定的标准,那么就有了可以着手的地方,以便进一步对象征主义进行归纳。大体上看,内在性可以作为象征主义的“公约数”。象征主义虽然来源复杂,但主要是为了探索内在的世界。米勒( Claude Millet)曾看到,在象征主义时期,“诗成为探查内在深渊的工具。心灵成为诗的根本对象”32。怎样进入某种内心状态,怎样寻求内心的真实,怎样更好地表达内心的体验,这如果不是所有象征主义诗人共同关注的,也是绝大多数诗人关注的。内在性因而就是象征主义的空间特征。不过,这个空间特征与浪漫主义的非常相像。象征主义不同于浪漫主义的地方,在于它想将这种内在性具体化。这里可以参考热妮( Laurent Jenny)的观点,她认为包括象征主义的先锋主义的历史,“是浪漫主义的内在性的逐渐外在化的历史”33。内在性的外在化,就是它的具体化。

至于象征主义还有哪些空间特征,它们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意象主义等流派有什么不同? 这里就不必也无法分析了。确立一个空间特征之后,就能看它在主体论、美学论等四个方面的具体表现,随着分析的深入,象征主义更多的空间特征将会渐渐显露出来。

1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1201.这里的引文为笔者自译。后文未标明译者的外文引文,皆为笔者自译。

2 Jean Moréas, “Le Symbolisme”, Le Figaro, 38 (18 septembre 1886), p. 150.

3 Stéphane Mallarmé,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1945, p. 869.

4 Charles Baudelaire, Œuvres complètes, tome 3, ed. Yves Florenne, Paris: Le Club français du livre, 1966, p. 569.

5 Arthur Rimbaud,Œuvres complètes, ed. Antoine Adam. Paris: Gallimard, 1972, p. 101.

6 Édouard Dujardin, Mallarmé par un des siens, Paris: Messein, 1936, pp. 92—93.

7 Édouard Dujardin, “Considérations sur l’art wagnérien”, Revue wagnérienne, 3. 6 (août 1887), p. 158.

8 Édouard Dujardin, Mallarmé par un des siens. Paris: Messein, 1936, p. 97.

9 Téodor de Wyzewa, “Les Livres”, La Revue indépendante, 2. 4 (février 1887), p. 150.

10 Téodor de Wyzewa, “Les Livres”, La Revue indépendante, 5. 14 (déc. 1887), p. 323.

11 Téodor de Wyzewa, “ Notes sur la littérature wagnérienne”, Revue wagnérienne, 2. 5 ( juin 1886), p. 152.

12 Téodor de Wyzewa, “Les Livres”, La Revue indépendante, 2. 4 (février 1887), p. 151.

13 Francis Vielé-Griffin, “ Qu’est-ce que c’est?”,Entretiens politiques & littéraires, 2. 12 ( mars 1891), pp. 65—66.

14 Francis Vielé-Griffin, “Qu’est-ce que c’est?”, Entretiens politiques & littéraires, 2. 12 (mars 1891), pp. 65—66.

15 Ibid. , p. 66.

16 Jules Lemaître, “M. Paul Verlaine et les poètes‘symbolistes’ &‘décadents’”, Revue bleue, 25 (7 janvier 1888), p. 4.

17 Adolphe Retté, “Écoles”, La Plume, 68 (15 février 1892), p. 86.

18 Ana Balakian, ed. ,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an Languages,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 1984, p. 18.

19 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110页。

20 让-吕克·斯坦梅茨:《兰波传》,袁俊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21 Léo Trézenik, “Paul Verlaine”, La Nouvelle rive gauche, 54 (9 février 1883), p. 4.

22 Kenneth Cornell, The Symbolist Movement, Hamden, Connecticut: Archon Books, 1970, p. vi.

23 Émile Verhaeren, Impressions, Paris: Mercvre de France, 1928, p. 10.

24 Henri Peyre, What Is Symbolism ? trans. Emmett Parker,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0, p. 21.

25 Jules Huret, Enquête sur l’ évolution littéraire, Paris: José Corti, 1999, p. 109.

26 Paul Verlaine,Œuvres posthumes de Paul Verlaine, tome 2, Paris: Albert Messein, 1927, p. 352.

27 Gustave Kahn, “Chronique de la littérature et de l’art”, La Revue indépendante, 6. 16 (fév. 1888), p. 291.

28 Henri Peyre, What Is Symbolism ? trans. Emmett Parker,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0, p. 33.

29 Anna Balakian, The Symbolist Movemen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7, p. 56.

30 Anna Balakian, ed. , The Symbolist Movement in the Literature of European Languages, 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 1984, p. 18.

31 Roland Biétry, Les Théories poétiques à l’époque symboliste, Genève: Slatkine Reprints, 2001, p. 75.

32 Claude Millet, “ L’Éclatement poétique: 1848—1913”, in Patrick Berthier & Michel Jarrety, ed. , Histoire de la France littéraire: modernités, Paris: PUF, 2006, p. 274.

33 Laurent Jenny, La Fin de l’intériorit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2, p.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