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述

搜索“十七年”时期中国学术期刊上的莎士比亚相关研究论文,我们发现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从数量来讲,莎士比亚研究相关论文所占外国文学研究论文的比例并不高。这一时期共发表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百余篇(其中重要莎评信息见表2-1,列表见表2-2) 。2 相对于如今莎士比亚研究的体量,这个数字显然不多——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苏联文学和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是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主流,而莎士比亚属于“死人、古人、洋人”,莎士比亚研究并非当时的文学研究主流。

第二,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库,从发表时间来讲,“十七年”时期的重要莎士比亚研究论文出现了两个发表峰值(见图2-1) ,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956 年,该年发表重要莎评 6 篇, 1954—1956 年共发表重要莎评10篇;第二个高峰出现在1964年,该年发表重要莎评6篇,1963—1964年共发表重要莎评10篇;这五年所发表的论文占“十七年”时期发表的重要莎评总量的三分之二强。

1954年,《戏剧报》分三期刊载了苏联莎士比亚研究专家莫洛卓夫的长文《威廉·莎士比亚》,这也是“十七年”时期我国学术期刊中最早的介绍莎剧的论文。此后,我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数量明显增多。 1955年,“阿垅(即亦门)也写过三篇莎评文章[,]即《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哈孟雷特》,收入《作家的性格和人物的创作》一书。该书‘共印行了一万八千册’,这在当时已相当可观”5。 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推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科学文化工作方针,更进一步推动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我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也由此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蓬勃发展期。但很快,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古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研究陷入低谷,1958—1960年的“新民歌运动”与“文学创作大跃进”又将工农兵文学抬上历史舞台,1958年2月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更是用“阶级斗争”“路线之争”来讨论文艺问题6,实质上否定了“双百”方针,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陷入停滞。

1963—1964年,我国的学术期刊再次出现了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的集中刊载,《复旦》 《文学评论》等杂志刊发了数篇具有很高研究价值和学术影响力的优秀论文,如吴兴华《〈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 、王佐良《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 (载《文学评论》 1964年第2期)、戴镏龄《〈麦克佩斯〉与妖氛》 [载《中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64年第2期]等。莎士比亚批评的再度繁荣,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一、1960年“八字方针”的提出和1961—1962 年“新侨会议” “广州会议”“大连会议”的举办,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对宽松,外国文学研究有所复苏;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恶化,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时中国文坛对苏联文学政策的一味沿袭受到反思7,中国的文学批评亟待发展自身特色,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文艺批评道路;三、1964年适逢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纪念,为莎士比亚研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机遇。事实上,除了中国的学术期刊开始集体关注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也在积极推进。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的施咸荣邀请吴兴华、方重、方平、章益、杨周翰等校订、增补了朱生豪译本,并已基本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准备工作。8 之所以选择莎士比亚作品为切入口,一方面是因为莎士比亚是世界级的文学巨匠,以文学这一人类共同的遗产和莎士比亚这一世界公认的文学大师为媒介,可以快速找到国际对话平台,形成共识,破除国外敌对势力对新中国文化事业的恶意抹黑,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的崭新形象;另一方面,莎士比亚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也是以较为正面的形象出现的,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对“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式”的区分。9 由此,在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再次出现了莎士比亚研究的短暂繁荣局面。10

第三,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从发表期刊来看,与20世纪西方莎学界“重文本、轻表演”的倾向不同,我国“十七年”时期重要莎评在电影、戏剧、文学类期刊上的数量分布较为均衡,包括《世界电影》(《电影艺术译丛》)115篇、《文学评论》4篇、《复旦》[《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5篇、《戏剧报》3篇、《文史哲》2篇、《世界文学》2篇、《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2篇、《山东大学学报》(语言文学版) 1篇、《上海戏剧》 1篇、《教学与研究》 1篇、《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篇、《中山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篇;其中文学类期刊7篇,电影类5篇,戏剧类4篇,学报4篇,其他8篇(以上数据源自中国知网,见图2-2)。之所以出现“书斋中的莎士比亚研究”与“舞台上的莎士比亚研究”齐头并进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十七年”时期我国的文艺路线注重群众路线,强调到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而戏剧和电影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比文本批评更接近群众,更符合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宣传需要。

第四,从作者来看,这一时期的莎评作者多为中、英文造诣深厚的外国文学学者,其中陈嘉、张健、吴兴华、王佐良、孙大雨、赵澧等各发表论文2篇,苏联评论家莫洛卓夫的论文(译文)3篇,英国舞美设计师R. 佛尔斯的论文(译文)2篇,其他作者发表研究论文各1 篇(见表2-2) ,相关短论、简报、通讯、读者来信、编者按近百篇。本章即以“十七年”时期的这些重要莎评为主,结合其刊载期刊和外国文学研究论文的整体发表状况,探讨“十七年”时期中国莎士比亚批评的话语模式。

1 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燊:《十年来的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载《文学评论》, 1959年第5期,第72页。

2 其中,陈嘉和卞之琳的3篇论文未被中国知网收录,即陈嘉:《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载《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12月;卞之琳:《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4期,第52—79页;陈嘉:《论〈罗密欧与朱丽叶〉》,载《江海学刊》,1964年第4期。莫洛卓夫的论文分三期连载,为方便统计,列为三篇,即玛·莫洛卓夫:《威廉·莎士比亚》,陈微明译,《戏剧报》,1954年第4期,第35—39页(“玛·莫洛卓夫”应为“米·莫洛卓夫”,文末译者按有勘误。本书论及莫洛卓夫及其作品时采用正确译法);莫洛卓夫:《威廉·莎士比亚(续)》,陈微明译,《戏剧报》1954年第5期,第28—32页;莫洛卓夫:《威廉·莎士比亚(续完)》,陈微明译,《戏剧报》1954年第6期,第41—45页。

3 数据截至2020年2月29日。陈嘉和卞之琳的3篇论文因未被中国知网收录,故并未包括在知网的统计数据内。陈嘉的《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中所流露的政治见解》“全文5 万字,正文27000字左右,注释205条,几乎占全文的一半”,但并未统计在内。引文转引自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1页。

4 有论文因未被中国知网收录,故未出现在知网的统计图中。

5 程朝翔:《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章燕、赵桂莲主编:《新中国60年外国文学研究(第一卷上)外国诗歌与戏剧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08页。因本书只讨论期刊中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故未涉及阿垅的这几篇论文。

6 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人民日报》,1958年2月28日,第2版。

7 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 (1955)、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 (1958)、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1952)等对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理论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7年,苏联莎士比亚研究专家阿尼克斯特的《莎士比亚的戏剧》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他的《英国文学史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孟宪强指出,20世纪50年代“阿尼克斯特等人著述的汉译本几乎成了外文系、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和莎士比亚戏剧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8 见李伟民:《阶级、阶级斗争与莎学研究:莎士比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载《四川戏剧》,2000年第3期,第11页;又见戈宝权:《莎士比亚的作品在中国(翻译文学史话)》,载《世界文学》,1964年第5期,第143页。

9 对马克思“莎士比亚化”的讨论不仅论文数量多,而且贯穿了我国七十多年的莎士比亚研究历程,还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文艺界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意义重大,是我国莎士比亚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10 但国内政治形势很快发生了变化,不仅《莎士比亚全集》未能出版,而且莎士比亚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也几乎陷入停滞,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文学评论》也于1966年停刊。直到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莎士比亚全集》11卷、1978年3月朱维之在《天津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文革”之后的首篇莎评《莎士比亚和他的〈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和西方文学研究才重新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也有学者认为,1963—1964年,我国文艺界的气氛已相当紧张,莎士比亚的纪念活动已不能大张旗鼓地展开,人们只能以简报和批判的方式纪念莎士比亚。参见李伟民:《阶级、阶级斗争与莎学研究——莎士比亚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载《四川戏剧》,2000年第3期,第7—11页。

11 “1953年2月,《电影艺术资料丛刊》改名为《电影艺术译丛》(月刊),1958年6月停刊。 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改名为《国际电影》,后停刊。 1962年3月恢复出版内部发行的不定期刊《电影艺术译丛》,至1964年6月再次停刊,一直到1978年10月再次复刊,至1980年底改名为《世界电影》之前,共出版了102期,发表了近1600篇的译文。”(郑雪来:《感慨话当年——祝贺〈世界电影〉创刊50周年》,载《世界电影》,2002年第6期,第10页。)由于期刊停刊、复刊和更名过程较为复杂,不少研究论文将该期刊统称为《世界电影》。另外,中国知网统计混乱,《世界电影》和《电影艺术译丛》混用。为方便读者阅读和检索,本书将“十七年”时期的该期刊标注为“《电影艺术译丛》”或“《世界电影》(《电影艺术译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