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内容与结构

在宏观层面上,本书将莎士比亚批评作为个案,考察当代中国莎士比亚批评范式的特征和流变,分阶段地思考莎士比亚戏剧与我国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在微观层面上,通过深入发掘、整理和解读文学、翻译、戏剧、电影等学术期刊在不同时期所刊载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总结中国各个发展阶段不同类型的学术期刊的刊文特征和重心转移;此外,对《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戏剧艺术》和《电影艺术译丛》(后更名《世界电影》)四本学术期刊所刊载的莎评进行了更加详细的统计、分析和比较;对《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麦克白》等经典剧目在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文类中所呈现出的不同主题、研究模式和价值导向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点带面、纵横交织,力图全面呈现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莎士比亚的文学、戏剧和电影研究的概况和流变,并尝试对当代莎士比亚研究批评范式的转移做出理论总结。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概论,介绍本书的写作缘起、内容和结构,将对“中国学术期刊中的莎士比亚”的讨论置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框架下进行。

第二章到第五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对当代学术期刊中的莎评进行了分阶段的梳理和分析,主要关注文学、戏剧、电影学术期刊的莎评刊发情况,重点分析不同时期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主题、方法和视角的转向。

其中,第二章关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学术期刊上所刊载的莎评,探讨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国莎士比亚研究的研究范式和问题意识。本部分主要关注以《文学评论》为代表的文学类期刊和以《电影艺术译丛》为代表的电影期刊所刊载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也涉及译介)的主题、方法、内容和影响,并结合这一时期学术期刊的整体刊发状况、编者评论和读者反馈,总结“十七年”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的特征与贡献,指出“十七年”时期莎评是我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以当下中国为中心建构莎评体系的尝试,其意义和贡献不应忽视。本章认为,“十七年”时期莎士比亚的文本批评重视意识形态,同时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新路,给整个莎士比亚研究界带来了崭新的视角,也给予今天的研究者启发: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研究并非借用几个中国符号,也不是在唱词中或舞台布景上添加几个脸谱或汉字,而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变革,一场扎根中国土壤、以当下的中国为中心的对莎士比亚作品的重新阐释。此外,本章以《电影艺术译丛》等所刊发的莎士比亚影评为研究对象,讨论“十七年”时期对国外莎士比亚影片和电影理论的译介。《电影艺术译丛》对莎评的译介主要围绕选五部(组)作品进行,也是该杂志讨论最多、争鸣最大且具有代表性的莎士比亚作品——苏联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影评、苏联电影《奥赛罗》影评、英国导演劳伦斯·奥立弗的莎士比亚电影影评以及《哈姆雷特》影评,并结合相关电影动态报道和电影从业人员特写,讨论《电影艺术译丛》和《世界电影》影评所呈现的时代语境和编辑审稿意向对电影研究热点、主题、视角、风格等的影响。首先,将莎剧搬上银幕,不仅牵涉戏剧和电影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对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态度问题,因而莎士比亚的影评不仅是艺术问题,也是政治和文化问题。其次,莎士比亚的作品既有诗歌,也有戏剧,因而莎士比亚研究从一开始就并不只限于文学领域,而是在电影、戏剧、文学等诸多方面齐头并进。再次,“十七年”时期的莎士比亚电影研究在研究成果数量、研究人员数量和创新性上超越了文学研究,在我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十七年”时期的我国文艺强调大众性,而电影作为大众娱乐方式,比文学更接近群众,比戏剧传播方式更省时省力,符合政治和文化宣传需要;另一方面,相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者的谨慎,莎剧电影研究显得大胆许多,电影理论工作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尤其是1953—1958年中国电影期刊对苏联莎剧电影的译介,使得电影莎评成为我国电影发展史和莎剧研究史的一大亮点。

第三章讨论了新时期初期(1978—1981年)我国学术期刊上刊载的莎评。“文革”之后,一大批学术期刊创刊或复刊,中国文化界重焕生机。但是,面对我国文学、戏剧、文化研究百废待兴的状况,我国知识分子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但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反思和重构,导致这一时期的莎评写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写作策略,如“先谈思想、再谈艺术”、注重引据革命导师著作、强调片面事实以塑造莎翁的政治正确形象、补论等,而对人道主义、“莎士比亚化”以及英美莎学成果的再认识也让我国学者在不同程度上解放了思想,我国的文艺发展思路也在不断的讨论与质疑中愈发清晰;尤其是电影和戏剧改编走在了文学评论的前面,中国的莎士比亚喜剧演出充满了对自由和爱情的赞美,如火如荼的莎剧改编不仅引入了西方的戏剧实践和理念,也开拓了中国观众的眼界,促进了莎剧的普及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整体发展。

第四章关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期刊上的莎士比亚批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际交往的增多以及外国文论的大量涌入,我国八九十年代文学领域的莎评对意识形态的关注迅速减少,在主题上出现了对宗教、人道主义、金钱观的再认识等,在视角上出现了传统批评、现代批评、后现代批评共存的热闹局面,各种理论和术语层出不穷,在形式上出现了从“感悟式”写作到“学术派”写作的转变。莎士比亚译介研究逐步展开,但主要还是服务于翻译实践。莎士比亚的影视研究也有发展,但电影研究仍在“影视文学”的框架下进行,电视研究作为新生事物关注不足。此外,两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成功举办不仅将莎士比亚推到了西方文化偶像的高度,而且大大促进了莎剧演出研究,尤其是“戏曲莎剧”/“莎戏曲”的出现——即将莎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相结合的戏剧改编模式——引发热议,并成为后来几十年莎剧演出和研究的亮点。

第五章是全书重点,主要梳理21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期刊刊载的莎士比亚批评的状况与变化,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整体特征和近二十年来国外莎士比亚研究的范式转换。

第五章第一节梳理了2000年以来中国莎士比亚的译介、评论与演出的整体图景。进入21世纪,中国的莎士比亚研究丰富多彩、日渐深入,不仅源于研究者的自身兴趣与学术积累,也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相关,尤其是受到经济大潮和国内外文化、学术交流合作的直接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文化变革。莎学的学院化、专业化和几乎同时发生的莎士比亚的商业化、符号化成为21世纪莎士比亚批评的重要特征,莎剧作为西方文学经典,也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互动的一个重要标志,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发展的整体发展。

第二节讨论了21世纪莎士比亚文本研究的新趋势,尤其是莎士比亚政治研究重回视野,跨学科莎评蓬勃发展,以女性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论继续兴盛,以及同时出现的学界对后现代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反思,并积极评价了学术界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理论热”和“文化研究热”所做的反思。

第三节讨论了莎剧电影研究的新发展。后现代改编理论在资本的加持下影响电影改编和电影评论的过程,是这一时期学者关注的焦点;莎剧电影沦为一种“文化商品”成为被激烈讨论的对象,而电影的艺术性不再是讨论热点——这本身就是电影艺术弱化的标志。特别是国内电影批评对2006年上映的两部《哈姆雷特》改编电影——《喜玛拉雅王子》和《夜宴》——的影评,明确反映出我国学者对电影产业化过程的理解和对莎士比亚商业价值的关注。事实上,我国学者大都默认了21世纪中国电影商业化的必然性,有些论文还高度肯定了电影从业者将莎士比亚符号化和将电影商业化的尝试。

第四节以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为例,呈现出学术话语和公共话语的分歧与合流,体现了21世纪中国文化以莎士比亚为媒介“走出去”的路径选择。本节从“中国的莎士比亚”之争、学术话语在公共空间的传播以及中国文化传播的新策略三方面,探讨21世纪汤、莎比较研究的趋势和路径,认为汤、莎之所以被后人反复比较,是因为两者都经历了经典化过程,被塑造为两国的文化偶像;汤、莎比较研究在学术界并非新鲜话题,但经由大众媒体的宣传和引导,在公共话语领域演变成了一场“孰优孰劣”的辩论;“中国的莎士比亚”成为借助西方话语宣讲中国故事、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传播策略,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路径。

第五节以《外国文学评论》为案例,讨论了新时期莎评和莎评作者群体的变化,是《文学评论》莎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延续和发展。本节加入了对期刊莎评作者群的分析,是因为2002年以来,《外国文学评论》在每篇论文之后均附上了较为详细的作者简介,使得对该刊物作者群的研究成为可能。本节结合《外国文学评论》的编后记、栏目更迭、动态、作者简介和投稿须知等,从学术期刊的视角梳理了《外国文学评论》创刊以来莎评的刊发情况和作者群的概况,指出:威廉·莎士比亚是《外国文学评论》研究最多的作家;《外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文化权力体,对莎评篇幅、数量、主题的筛选和引导,不仅构成了一段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也呈现出一段当代中国的社会史。总体而言,《外国文学评论》认可并强化了国内学术界对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肯定;莎士比亚的文学地位虽然稳固,莎士比亚研究在英语教学中不可或缺,但在21世纪初期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理论大量引入中国之时,莎士比亚研究在中国成了一个相当小众的研究领域;自1987年年初至2019年年底,在33年的发展中,受国家政策、职称和期刊评价体系、编辑审稿意向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的莎评逐渐形成了自身特色,即从莎士比亚的译介向文本研究过渡,同时重视政治意识形态的建设、突出文学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外国文学评论》建立起了一个以中青年核心作者为依托的作者梯队,作者与作者、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较弱。

第六节将《戏剧艺术》 2000年以后刊载的莎评、短评和动态分为三部分:一是莎士比亚文本相关研究,包括文学、翻译和与非戏剧专业莎剧教学研究;二是莎士比亚演出相关研究,包括演出理论、国外莎剧演员介绍、改编评述和演出动态等;三是中国舞台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其中第三部分因符合杂志“探讨建立具有中国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社会主义戏剧”“以实际行动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早日到来”1的办刊宗旨,成为绝对的刊载重点,具体体现为期刊通过刊载论文数量、编者按和举办研讨会的方式,引导研究者将莎士比亚戏剧与中国舞台相结合,促进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其特色研究包括:话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尤其是上海话剧舞台上的莎士比亚话剧、林兆华等导演的莎士比亚话剧以及校园莎剧;戏曲舞台上的莎士比亚,包括京剧、昆曲、婺剧、梆子戏等多个地方剧种的莎士比亚戏剧改编;莎士比亚与中国戏剧家的对比研究,尤其是莎士比亚与汤显祖两位戏剧大师的对比研究。其主要争议点在于:(1)莎士比亚戏曲改编的可能性、利弊和启示,比如:到底是要在中国舞台上呈现出一个原汁原味的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的莎士比亚,还是改造出一个中国化的莎士比亚? (2)“莎戏曲”的可行性问题。这两个热点均指向莎士比亚中国化的定位问题。《戏剧艺术》通过对林兆华莎剧话剧和“莎戏曲”的话题引导,参与了中国先锋戏剧的理论建构和中国戏曲的对外传播,推动了中国戏剧的发展;《戏剧艺术》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研究模式呈现出学术话语和公共话语的分歧与合流,体现了中国文艺以莎士比亚为媒介“走出去”的路径选择;《戏剧艺术》创刊后对后现代导演和后现代戏剧理论的青睐则是中国戏剧从业者寻找主体性的必然结果。

第六章是结论,总结中国当代学术期刊中的莎评热门话题、研究模式和价值导向的“变”与“不变”,探讨学术期刊作为“文化权力体”如何调动学术研究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形成具有中国本土性的研究范式和成果。

1 《发刊词》,《戏剧艺术》,1978年第1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