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校报》经历的几件事

魏国英

1987年, 我被调入《北京大学校报》做编辑, 其后20年间,经历了校报的几个重要事件, 至今记忆犹新。

改“刊”称“报”，获全国统一报纸系列刊号

《北京大学校刊》前身是《北京大学日刊》, 创办于蔡元培主政北大时的1917年11月16日, 是全校师生“联络感情、交换意见之机关, 且亦借以报告吾校现状于全国教育界”¹。其后数十年,《北京大学日刊》曾改名为《北京大学周刊》 《北京大学校刊》 , 它始终作为新闻媒介为北大前行鼓与呼。 2001年, 在国家对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出现的散、滥问题的整改中, 北大将沿用多年的“校刊”更名为“校报”, 获得了全国统一的报纸系列刊号, 从此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 我国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事业蓬勃发展的同时, 也因规模数量增长过快, 从业人员素质和行业管理跟不上, 出现一些刊物和作品格调低下、内容不健康甚至舆论导向错误等现象。 1996年12月14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 (中办厅字 〔1996〕37号) (以下简称《通知》 ) 发布。 《通知》要求: 将现有的部分内部报刊改成在本系统、本单位指导工作, 交流信息的内部资料, 不再列入报刊系列。

《通知》出台后, 我和同事们曾担忧: 包括北大校刊在内的高校校报都属于内部报刊, 是否也要转变为“内部资料”呢? 此后数月, 我们没有收到整改文件, 提着的心开始放下: 校报是高校重要的新闻媒体, 地位作用重要, 发展健康规范, 不存在散、滥问题, 可能不在“转化”之列。但1997 年春季学期开学后,地方校报传来的消息引起了我们的重视。辽宁省和河南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雷厉风行, 已经明确要求取消高校校报的内部刊号,转为“内部资料”。山东省青岛市明确提出将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等7 所高校校报转为“内部资料”。还听说被要求转为“内部资料”的高校校报, 可以或联名, 或以省、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的名义向有关管理部门申诉, 提出不转化为“内部资料”的理由。² 看来, 《通知》中提出的“现有的部分报刊”, 是包括高校校报的。

面对国家对报刊的整改要求, 校报同人认为, 当务之急是主动向有关部门反映校报的历史与现状, 提出促进高校校园媒体健康发展的可行性建议。同年5月初, 我与北京市高等学校校报研究会的几位副理事长商议后, 主动联系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宣教处处长夏强, 将《通知》发布后20 多所高校校报的意见和要求、其他省市相关整改情况, 以及校报作为新闻媒体存在与发展的理由向他作了汇报。夏强同志认真听取汇报后表示: 目前他还没有这方面工作的信息, 他理解并同意我们的看法和意见, 会如实向上级领导和相关部门报告。 5月16日, 在京的中国高校校报协会的几位常务副理事长和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葆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王应德和我, 一起向新闻出版署报刊管理司司长刘波、副司长史占旗汇报了校报工作者对《通知》中有关“转化内部资料”的反应, 提出中国高校需要校报, 高校校报不存在散、滥问题, 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应该作出补充规定, 将高校校报作为校园新闻媒体进行管理。³ 记得当时我还特别强调: “北大校刊从《日刊》起, 问世已几十年, 许多名人大家, 如孙国璋、沈尹默、胡适、陈独秀、徐宝璜等都曾做过《日刊》的编辑, 毛泽东、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都在《日刊》上发表文章或开设专栏, 在国内外教育界和新闻出版界有着广泛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 北大校刊通过邮局公开发行, 还作为北京市唯一的高校优秀集体代表出席全国文教群英会。改革开放后北大校刊快速发展, 怎么现在倒要变成内部资料了呢? 这不合适!”其后, 我们三人还和清华的汪广仁将这些意见和要求向国家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瞿振元等做了汇报。

事后, 我们考虑, 文件是中办国办发的, 新闻出版署、教育部都是具体执行部门, 我们还应该向党中央反映情况, 让高层领导知道我们的意见和要求。 5月22日, 刘葆观将我们口头汇报的内容整理成《关于高校校报界对报业治理的反映的报告》, 经常务理事会和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朱万金同意, 他和王应德专门跑去中共中央办公厅, 以“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名义报送给丁关根、李岚清和中央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⁴ 10月中旬, 中国高校校报协会换届,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任彦申被推举为理事长, 我被推举为常务副理事长。在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 大家对“校报转化”问题最为关注, 一致认为, 把校报办成一张真正的校园新闻报纸是高校发展的需要, 也是全国校报同人的共同愿望, 决定再给江泽民、李岚清同志写信, 对校报转化为内部资料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12月8日, 方延明等4位报人集中大家意见起草、经任彦申修改的《关于报业治理工作中有关高校校报问题给江泽民总书记、李岚清副总理的信》 , 由33位常务理事以各校校报主编的名义签名, 向中央呈报。我以北大校报主编身份的签名, 被排在了第一位。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98年初春, 好消息终于盼来了。 3月18日,《新闻出版署关于设立高校校报类报纸刊号系列的通知》 (新出报 〔1998〕 324号) 颁发。该文件指出, “鉴于我国高校校报历史悠久, 有的校报名称已沿用数十年, 已为海内外所接受, 以及高校校报在高校工作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经商国家教委, 决定设立高校校报刊号系列”, “已经省级新闻出版管理机关、持内部报纸准印证的高校校报, 全部编入高校校报类刊号系列, 纳入专门管理类别”。 7月8日, 新闻出版署又颁布了《新闻出版署关于“高校校报类”等三类报纸另列刊号系列的通知》(新出报〔1998〕 748号) 。该文件指出: 按照《新闻出版署关于设立高校校报类报纸刊号系列的通知》的部署, 各地军队报纸 (不含《解放军报》)、学习辅导类报纸和高校校报一样, 将另行建立专门管理系列。由此可见, 新闻出版署在处理高校校报类报纸刊号问题时, 吸纳了我们的合理建议; 各地军队报纸刊号系列的设立, 也参考了高校校报的做法。对此, 校报同人们无不欢欣鼓舞。

好事多磨。北大按照规定, 将《关于 〈北京大学校刊〉 申请高校校报类刊号的报告》 (北发 〔1998〕 386号) 上报给教育部后, 却接到了新闻出版署报刊管理司的电话, 要求将《北京大学校刊》更名为《北京大学校报》, 否则难以按高校校报类报纸批准刊号。为此, 北大又将《关于我校校报 〈北京大学校刊〉 更名为 〈北京大学校报〉 的报告》 (北发 〔1998〕 530号) 上报给新闻出版署。 1999年3月1日, 教育部社政司转发来新闻出版署《关于同意 〈北京大学校报〉 等7种校报编入国内统一刊号高校校报系列的函》 (新出报 〔1999〕 40号) 。⁵ 后经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的有关注册登记审核, 北大校刊终于获得了国内统一刊号。2000年8月31日, 自第900期起, 校刊启用新的报名《北京大学校报》和国内统一刊号CN11-0801/( G) 。

获得全国统一的报纸系列的“户口簿”和“身份证”, 对于北大校报来说, 既是鼓励, 更是鞭策。编辑部全体同人齐心协力, 在新闻策划、采写、编辑、栏目设计、版面编排等各个方面不断提升质量, 努力把这张新闻纸办得更丰满、更精彩、更耐看。 2001年元旦, 我们将四开四版小报变为对开四版大报。 2005年3月5日, 校报开始采用彩色印刷, 图片更清晰漂亮, 版面更鲜活大气。

创办双语“奔驰副刊”

1995年4月30日, “校刊·奔驰副刊”第一期与读者见面了。此后, 副刊每年出版4期, 每期两版中文、两版内容相同的德文, 至2008年12月30日停刊, 共出版了56期。

“校刊·奔驰副刊”的问世, 缘于北大与德国奔驰集团的合作。 1994年7月, 罗豪才副校长代表北大, 与戴姆勒-奔驰集团签署了在北京大学设立奔驰奖学金、助学金, 及对北大图书馆提供资助的协议, 拉开了双方友好合作的序幕。⁶ 此项合作的牵线搭桥人是奔驰集团国际规划与项目主任、生物系校友周妍博士。为了做好第一家德国知名企业携手北大的新闻报道, 校办副主任张秀环找到我, 介绍我认识了周妍博士。周妍年轻热情, 思想活跃, 做事严谨, 对母校情谊深厚。校刊和周妍合作顺畅, 圆满完成报道任务, 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事后, 周妍特地到校刊办公室转转,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由奔驰集团出资, 校刊每年出版几期“北大-奔驰联合简报”, 采用中德文双语, 在北大和奔驰集团内发行, 同时也支持一下校刊的办公现代化建设, 扩大校刊与社会媒体及各高校间的交流合作。我和同事们表示赞同, 愿意在完成正常出刊任务之外, 编辑出版“奔驰副刊”, 为北大和奔驰之间提供一个相互了解的窗口, 同时也改善一下校刊的办公条件。

周妍的动议得到了罗豪才副校长和奔驰集团总裁的支持。1995年3月2日, 周妍博士给罗副校长发来信函, 附上了《戴姆勒-奔驰集团对北大校刊的赞助意向合约书 (草案)》和她关于“联合简报”的设计方案。第二天, 罗副校长就把这份信函及设计方案转给我, 让我们提出具体意见。我和同事商议后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同意每年出刊4期, 但根据北大春秋两个学期的安排,将出版日期调整为二、四季度的首末两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二是内容与版面设计经双方协商, 由编前会确定, 最后由北大主管副书记审定后刊印; 三是在北大财务处设立奔驰资助校刊款项账号, 专款专用, 便于监督检查使用情况。罗校长同意我们的意见。我又将此事向主管校刊工作的副书记赵存生作了汇报。3月9日, 我收到了罗校长转来的赵书记给他的信函。赵书记在信函中提出: 此事可以试着做, 但要突出“文化”, 要与校刊合拍, 不能搞成广告式的东西; 内容的最后决定权由北大来确定; 等等。罗校长在信函上批复:“同意, 请张秀环、魏国英同志阅并请函告周妍女士。”

遵照校领导意见, 征得周妍博士同意, 我们紧锣密鼓操作,第一期“奔驰副刊”如期出版发行了。上面刊发了北大校长吴树青的《祝愿》、戴姆勒-奔驰集团主席埃查尔特·豪耶特的《寄语》, 介绍了雄飞中的北大, 戴姆勒-奔驰集团在中国的发展, 奔驰奖助学金具有的一助四年、支持额度最高之一等特点, 以及对5位奔驰奖学金获得者的访谈, 还设计了北大校史和奔驰汽车的几个小知识, 放在“你知道吗?”栏目中。一二版是中文, 三四版是相同内容的德文。

万事开头难。第一期“奔驰副刊”顺利出版并被普遍认可,给我们和周妍博士很大鼓舞。此后, 校刊与奔驰集团的同事们紧密合作, 全面展示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步伐; 及时介绍奔驰集团与中国汽车工业联盟的合作、与克莱斯勒合并等调整改组; 跟踪报道北大与奔驰集团交流合作的新进展。为迎接北大百年校庆, 奔驰集团出资修缮北京大学西校门, 提供10辆奔驰汽车用以接送来宾; 1998年邀请奔驰奖、助学金获得者代表去德国奔驰总部参观访问, 这是奔驰公司有史以来邀请的第一个学生代表团; 2000年由奔驰教育基金会出资设立“北京大学博士生海外研修奖学金”, 每年资助5名北大博士生前往德国进行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工作; 2004年奔驰集团还资助光华管理学院聘请海外知名教授前来讲座授课等。

时光如梭, 十年弹指一挥间。 2004年4月30日, 为庆贺奔驰公司在北大设立奖、助学金十周年, 北大校报编辑出版了《校报·北大与戴-克合作十年专刊》。对于十年合作历程及其成果,双方都给予充分肯定。许智宏校长在《携手共进 创造卓越》的致辞中指出: 大家都公认, 戴姆勒-克莱斯勒与北京大学之间的合作, 是一种“最佳对最佳”的合作, 十年来的经历也证明, 这样一种真诚的合作关系, 使我们能通过交流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促进了双方竞争力的提升。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施伦普在《为我们的合作而骄傲》的贺词中赞叹: 能与北大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 对我们来说尤为珍贵, 这将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做出实质性贡献, 给社会带来更大更多的裨益。时任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大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的合作是成功的, 继续以强有力的方式推动共同发展, 是我们双方的共同心愿。校报作为校园媒体, 能以定期编辑出版副刊的形式,为这项合作做好宣介与助推, 我们感到很高兴, 很欣慰。

通过编辑出版中德双语副刊, 我们获得了一次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因不懂德语, 我们先后聘请德语专家张玉书教授和周祖生教授担任德文审校。新闻时效性强, 有时已经审校好的版面需要临时撤换稿件, 无论多忙, 两位老师都会把副刊的工作排在前面, 保证第一时间送回校样, 对每一个字母、每一个标点都要反复核对。他们认真、细致、精益求精的为学风格, 给我们诸多教益。十多年间, 奔驰公司负责副刊编辑工作的同人换了几次, 不管是周妍博士, 还是后来一起合作的李洁博士、刘慧儒博士, 他们注重相互协商、彼此尊重、守时守约、公私分明的作风一直传承下来。我与周妍博士相识相交四年多, 她每年几次来北大, 我们都会见面, 但她从没吃过一顿校刊的“公饭”。有一次她来北大正好赶上星期天, 她打电话说: 你就别跑了, 我到你家去吧。到了中午, 我俩一起动手, 分别包了韭菜、芹菜、豇豆三种馅的饺子, 边吃边聊稿子, 格外开心。后来再见面, 她还一直念叨那次的饺子“真香”。

首开“新闻理论与实践”全校选修课

1999年春季学期, 校刊编辑部在全校开设“新闻理论与实践”公共选修课, 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和一致好评, 为2001年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恢复建立做了点铺垫和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 学校没有开设过新闻传播类的课程, 我们首开这门新课, 主要是信息管理系主管教务工作的办公室主任赵林立老师推动的。 1998年三四月份, 为迎接北大百年校庆, 学校先后召开了三次大型新闻发布会, 发布的信息都是校刊收集、整理、编辑加工成稿的。为此, 我们经常到各院系走走, 收集资料。其间, 我与赵林立老师熟悉了。她是转业军人, 快人快语,为人热情, 办事利落, 我喜欢她待人处事的风格。一次, 她对我说: “我们系里有学生很想学习新闻写作, 但咱们学校没有新闻系, 也没有老师开这方面的选修课, 你们校报多年来一直坚持对学生记者进行新闻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经验, 不如就开一门这类选修课, 一定会受学生欢迎。”她还说:“你们只管上课, 教务由我们系负责。”看着赵老师诚恳信任的眼神, 我答应她回去商量商量。

校刊同事们听到这个信息后, 都表示赞同和支持。但开一门全校选修课, 要比给学生记者上培训课难度大多了, 需要更完整更厚实的知识储备, 我一直比较犹豫, 下不了决心。秋季学期开学后, 赵老师找到我, 开门见山地说:“开设 ‘新闻理论与实践’课, 我们系里已经研究通过, 上报给教务处了, 1999年春季学期开课。”我赶紧说: “我还没有想好呢。”她爽朗地笑了, 说: “你没有告诉我 ‘不开’, 那就是同意了呗, 课程主持人报的是你。”看来, 生米已经下锅了, 我和同事别无选择。我们赶紧组成教学组, 制订教学计划, 按讲授内容分工备课、编写教案。 12月10日, 赵老师转给我教务处下发的《1998—1999学年第二学期全校性选修课选课有关事项通知》和《北京大学全校公共选修课课表》 (以下简称《课表》)。 《课表》上, 序号30就是“新闻理论与实践”, 开课单位是信息管理系, 一周2学时, 授课范围为全校, 人数为60, 上课教室是四教214。

1999年3月开学后第二周的周四下午, 我上第一次课, 刚走到教室门口, 就被眼前景象给弄懵了: 怎么这么多学生选课呀, 214教室根本坐不下。我赶紧给教务处打电话, 他们让我换到旁边的一个大教室, 但还是有学生没有座位; 我又打电话过去, 教务处来人打开了一个阶梯教室, 学生才都坐下了。选课人数大大超过了原来分配给各院系的“准选名额”。以后每次上课, 来听课的学生都很多, 阶梯教室差不多坐满了。期末, 全校共有17个院系的99 位学生 (含3 位进修教师) 参加考试, 取得了学分。看来, 赵老师说得没错, 想学点新闻传播知识的学生还挺多, 其中有不少理科生。

我和同事王达敏博士作为主讲老师, 很注意调动学生自主思考, 引导他们参与课堂讨论。在讲授新闻标题的写作与编辑时,我从20世纪80年代初4份社会大报中, 找出它们对同一天同一事件报道时所采用的不同标题, 分为8个主题, 印制好, 课上发给学生, 让大家对比一下哪个标题更好。同学们争先恐后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及理由。我进行点评和总结, 归纳拟定新闻标题的基本要求和技巧。看到同学们认真倾听、会心微笑, 我很开心。

期中考核的内容是围绕校园生活写一篇新闻作品, 体裁不限。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体裁多样, 有新闻报道, 有人物访谈,也有新闻评论; 内容也很丰富, 有身边的好人、班级的喜事, 有院系的变化、喜欢的老师, 也有对某一事件的批评和建议。我们仔细评阅学生的习作, 给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并挑选优秀习作刊登在校刊上, 得到了学生的普遍好评。

一个学期的课很快上完了, 最后一节课结束时, 同学们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老师的尊重和感谢。但我们心里清楚, 开全校性选修课, 我们没有经验, 课程安排和讲授中还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 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很多。当赵林立老师提出希望我们2000年继续开课时, 我委婉拒绝了。要把这门课开好, 还得下大力气、大功夫。 1998年9月, 校刊推出电子版后, 又于1999年推出了网络版, 成为北京高校中第一个把当天采写的新闻消息及通讯稿件传到网上的校报, 每天要上传滚动新闻3条至10条, 对于以前只负责编辑纸媒的我们来说, 工作量增大了很多, 我和同事们很难再分出时间和精力放在教学上。再加上, 1999年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启动换届, 学校任命何芳川副校长兼任主任。何校长希望我进入新一届班子, 承担起中心的常务工作, 协助他推进女性研究与女性学学科建设。妇女中心是虚体机构, 班子成员都是兼职, 这可是一份要投入不少时间和精力的活儿。我一再推辞, 但经不住何校长“帮帮老哥吧”的诚恳邀请, 2000年1月我就上岗了。

让我们欣慰的是, 2000年学校启动恢复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筹备工作, 几次召开筹备研讨会, 都叫上了我, 对校报学生记者培训机制与取得的成效、对校报开设新闻传播类全校选修课的尝试, 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可以说, 校报人为北大新闻传播教育与教学做了有益的探索。

在校报工作的20年, 我曾兼任过学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新闻中心副主任, 但始终没有离开过校报编辑的岗位。从校报的铅字排版、手动照排、激光照排, 到办公室排版、整版电子传输印刷; 从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全彩报; 从半月刊到旬刊, 有时一周出两三期报; 从纸质版到电子版、网络版; 从办报纸到参与首创校园电视、校园新闻网; 从编报出报到编辑出版《精神的魅力》、 “五人丛书”、 《在巨人和圣地之间》、 《如歌岁月》、 《她们拥抱太阳》等记述北大人故事的书籍; 从写好校报新闻到撰写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刊登、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播报, 获得北京市新闻奖一等奖, 我和同事们一起,参与见证了北大校报守正创新、勇毅前行的一段历程。

这是我难得的幸运, 也是珍藏在心底的美好记忆。随着时光的推移, 它越发弥足珍贵。

(魏国英: 曾任北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校报》主编、编审, 已退休)

1 《蔡元培文集》教育卷 (上), 台北: 锦绣出版社1995年版, 第483页。

2 参见方延明: 《中国高校校报刊号的前世今生》, 韩景阳主编: 《永远的家园: 与时代同行·中国高校校报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0页。

3 参见刘葆观: 《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大事记》, 韩景阳主编: 《永远的家园:与时代同行·中国高校校报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文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229页。

4 参见刘葆观: 《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大事记》, 韩景阳主编: 《永远的家园: 与时代同行·中国高校校报协会成立25周年纪念文集》,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第231页。

5 参见北大校报编辑部保存的文件原件或文件复印件。

6 参见吴树青: 《祝愿》, 《北京大学校刊》第703期, 1995年4月30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