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红楼岁月

姚 骏

2008年博士毕业从事教学工作后, 就很少有机会和校刊、新闻网的老师们联系。 2017年《北京大学校报》组织百周年庆祝活动时, 再次遇到黎明老师和达敏老师, 觉得就和当年初入校刊时那般亲切。李彤老师多次说起要写一些纪念的文字, 由于教学和指导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缘故, 也久久不知如何下笔。

从1997年9月一踏入燕园我就进入校刊。那时候北大校刊还在未名湖畔的红二楼。后来又和赵维平老师一起参与创建新闻网、编《信息周刊》, 最后又回到校刊做版面编辑, 可以说在校刊和新闻网度过了整个北大求学的历程。其间, 我参与过百年校庆五四专刊的采编校对过程, 采访过费孝通、周一良、唐有祺等知名学者, 组织策划过北大校刊学生专刊, 见证了校刊从小报变成大报, 难忘的事情也很多。现在回忆起来, 很多事都已非常遥远, 但初入校刊时感受到的老师们那种扎实的“校刊人”精神,至今依然难以忘怀。在红二楼和老师们谈稿件的思路、跟着老师们在出版社的印刷厂校对清样、老师和学生记者们一起在员二食堂包饺子庆祝, 这一幕幕似乎还在昨天。北大校刊人那种踏实、真诚、勇于创新的精神, 也在我的求学和工作之路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踏实

回顾我在校刊的11年, 校刊老师们的踏实和任劳任怨可以说是给学生们最好的言传身教。校刊的工作节奏非常稳定, 十天一期报, 策划、组稿、画版、到印刷厂排版、校对、报相关领导审阅、印刷、分到学校各院系单位和学生宿舍。一个周期刚结束,下一个周期又开始了, 除了假期基本都是这样的节奏。每天上班就能看到编辑们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处理稿件。校刊和学校其他职能部门相比, 人员变化很小, 基本都是老编辑, 但是从没有人因为个人待遇问题抱怨。

做了两年学生记者以后, 我就开始学习编辑工作, 跟着老师们学习画版, 到印刷厂参与排版。那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定要数好每篇稿子的字数, 并留出富余。由于照片通常需要一定空间,且必须要有文字说明, 因此在实际排版中, 编辑只能在排版现场删减文字稿的字句来凑出合适的版面。而排版中最麻烦的是, 有时候约稿未到, 或者内容不合适须调整版面, 就会很费周折。在这种工作节奏中, 每一个编辑都非常细致, 而且基本能做到一眼就能推测这个版面位置需要多长的稿件。

在参与审稿校稿送审的时候, 我一开始非常不解, 为什么这么多编辑反复审校, 最后送印前还是能找到一些明显的错误。主编魏国英老师后来跟我说,“在电脑上看着校对与打印出来在纸上校对相比, 用纸版校对更准确”。后来我发现的确如此。由于校稿到印刷需要编辑坐在排版员旁边拿着稿件逐处修改, 在这个过程中, 遗漏难免发生。因此, 每次轮到我做责编时, 我都会将校样上的标注核对两三遍。时至今日, 我还保留着在论文投稿前通读全文至少两遍的习惯。

这种看似“多余”的认真, 既是校刊老师们养成的工作习惯, 也是“校刊人”的使命, 耐不住寂寞的人是适应不了这项工作的。记得某年校庆时, 我到校档案馆搜集过有关北大校刊前身《北京大学日刊》的资料, 发现自1917年开始, 《北京大学日刊》就记录着北大发展的点点滴滴。百年过去了, 一代代校刊人依然无怨无悔地践行着这一使命。

真诚

“真诚对待学生”可能是每一个校刊和新闻网学生记者的共同感受。刚进入大学的中学生完全没有什么新闻知识, 当然也不知道消息、通讯、专访这三者的差别。校刊老师们会手把手地从写最简单的消息开始, 逐步引导学生记者去完成比较复杂的新闻采写任务。我现在还记得第一条简短的消息被编在校刊中缝刊出时激动的心情, 还记得被安排去配合新华社记者采写关于北大改革的通讯时的期待与焦虑。几乎每一个学生记者都会感受到这种成长。编辑会耐心地教你怎么写消息、什么是导语、怎么取一个好题目、写通讯时怎么做好前期准备等。

除了一步步引导以外, 老师们也特别敢于给年轻的本科生压担子。当时三版学术版有一个采访著名教授的系列专题。我被安排专访周一良先生, 现在想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周一良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 为了和他访谈时不露怯, 我硬着头皮, 读了周先生的自传《毕竟是书生》和他的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在一个多月的“苦读”后, 才敢约周先生做了耗时一个下午的访谈, 之后又和王达敏老师反复讨论这篇人物通讯的重点, 延后了两三期, 才将专访《甘作乾嘉殿后军的哈佛博士》发表出来。后来周先生去世时, 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还将此文作为纪念文章, 挂在其网站上。

不论是校刊还是新闻网都一直延续着这种传统, 即为学生创造机会, 写一些有深度的论文。而采访的准备过程也使学生开阔了视野, 打磨稿件的过程则能提升学生的文字能力。我在本科期间采访的费孝通、张世英、唐有祺、黄楠森等诸位先生让我近距离感受到了著名学者的睿智与平和。新闻网虽然主要以短平快的消息为特色, 但是也依然会设计有深度的通讯报道选题。校刊和新闻网经常会互相转发好的通讯, 这也使得新闻网的学生记者可以得到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机会。

除了校内媒体这个平台外, 校刊和新闻网还会积极为学生打造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老师们会将好的稿件推荐给一些教育杂志, 参与高校新闻的评奖, 有时也会安排我们和校外媒体一起完成新闻报道。为了给同学们更多的展示空间, 校刊还曾专门制作过北大校刊学生专刊, 完全依靠学生记者团来讲述学生关心的问题。这些机会让不少同学在毕业后顺利地进入媒体工作。

可以说, 校刊和新闻网是同学们在北大成长的“第二课堂”。编辑老师虽然并不教授专业知识, 但是他们真诚地对待每一个同学, 甘为人梯。

创新

伴随着21世纪互联网时代的传媒革命, 我亲身经历了北大校刊的一步步转型。对内容严谨性的注重, 并未影响校刊紧跟时代步伐。

1997年我进入校刊的时候, 校刊还是小开本的报纸。如同早期的小报, 报纸中间还有中缝。但是很快, 随着其他报纸变成大报, 校报也转成了大报的形式, 使用彩版印刷, 版面内容也更丰富了。后来, 随着网络的广泛使用, 北大校报也开始推出电子版。当时大家逐渐认识到, 电子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传统的报刊, 前者更便于检索, 且网络新闻媒体与报纸相比可以提供更具有时效性的信息。 2000年开始, 校刊副主编赵维平老师在学校党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下开始组建北大新闻网。当时, 网络新闻都在起步阶段, 以静态网页为主, 手动更新, 相对比较简单。北大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谭佳负责搭建网站发布平台和数据库, 并配置网站服务器。维平老师就带领着学生开始了北大新闻网的运行。

在新闻网草创时期, 更是困难重重。维平老师和我得自学网页编辑技术, 设立不同的专栏丰富网站内容, 设计一些网页动画让网页更美观, 与北大计算中心协商在主页上抓取新闻网的前三条新闻。由于开始只有维平老师一个专职的老师, 而且他一直也兼着校刊四版编辑, 因此采编工作压力比较大。维平老师就从校刊优秀的学生记者中遴选了一部分,组建了第一届新闻网记者团。校刊和新闻网的相互支撑也很明显, 一些重要的消息和通讯都是通用的, 这也给新闻网扩大影响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魏国英老师后来也常说“新闻网是北大校刊分出去的 ‘孩子’”。

现在回过头来看校刊扩版、创办电子版和搭建新闻网, 发现它们都是北大校刊人应对时代变化的产物。与时俱进, 不断革新, 积极开创适应时代的传播方式, 校刊师生们一直在致力于讲好北大故事。可以说, 北大校刊人“报道北大”的宗旨没变, 在踏实做好这一本职工作的基础上, 关注时代的变化, 适时创新,这与当下鼓励的“守正创新”精神不谋而合。

一晃毕业已经16年, 当时的编辑老师很多都已经退休。那段在校刊和新闻网的岁月依然历历在目。老师们踏实的工作作风、真诚帮助学生成长的育人美德、不断创新的精神, 是我在北大上到的珍贵的一课。

(姚骏: 曾为《北京大学校报》学生记者、编辑, 现为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