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贡献与创新点

相比以往文献，本书研究的贡献及创新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书从市场风险角度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政治关联董事的聘任动机，发现规避市场风险、缓解重大风险对公司业绩的冲击是上市公司聘任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动机之一，该结论在采用了工具变量、PSM、DID等多种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仍然成立，由此对董事选聘、董事会结构等相关文献有重要拓展。以往关于董事选聘的文献集中于探讨CEO在董事选聘过程中的作用（Mace，1971：101；Hermalin and Weisbach，1988；Shivdasani and Yermack，1999：1829-1853；Harris and Raviv，2008：1797-1832），或者认为董事选聘体现了公司之间的“网络效应”（Bouwman，2011：2358-2394），也有学者认为公司业绩（Kaplan and Minton，1994：225-257）、代理冲突（Gillette et al.，2003：1997-2031）会影响董事选聘，而从市场风险角度出发考察董事选聘的文献还非常缺乏，本书的研究对这方面的文献也是有益的补充和拓展。

第二，本书以“18号文”公布后政治关联董事的大规模辞职这一外生事件为研究契机，探索了政治关联董事聘任的经济后果，发现“18号文”颁布后以及受此政策影响政治关联董事辞职后，聘有政治关联董事的公司价值都显著下跌，从而反向验证了政治关联董事对公司价值的积极作用。而此处的贡献不仅在于借助“18号文”出台的契机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内生性问题，为政治关联董事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证据，同时本书还在研究中加入了行业性质（管制/非管制）、公司产权性质（国企/非国企）、董事政治关联相对重要性等因素，发现在管制行业、非国有企业、董事长或CEO没有政治关联的公司中，政治关联董事对公司价值的作用更为重要，由此表明行业性质和公司产权性质是政治关联董事与公司价值因果关系之中的中介因素。另外，本书的研究还回应了Goldman et al.（2009）的研究，为其所提出的“董事会第三类功能”提供了转型经济体数据的证据。

第三，本书首次将“权力中心”的概念纳入政治关联研究框架，并且首次尝试从“异地”与“权力中心”角度探索政治关联董事的聘任来源，证明了“异地”和“权力中心”是上市公司寻求政治关联董事的重要来源，不仅拓展和丰富了地域特征与经济决策方面的文献，也为政治关联董事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现有关于董事地域特征方面的文献，如Masulis et al.（2012）、Alam et al.（2014）、孙亮和刘春（2014）等，从信息的角度研究了异地董事的履职，发现异地董事监督不足但能够为公司提供更多的咨询服务，而本书从寻求政治资源的角度探讨了异地董事对公司价值的作用，因此对相关文献有进一步的拓展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