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建中令辩[1]
卢向前
戴建国先生曾在《历史研究》《文史》上发表三篇文章，[2]揭出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乃是久已失传的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刊布的《天圣令》以及附录的《唐令》残篇，并对此进行研究。据称其数占到原文三十卷的三分之一，达十卷之夥。[3]而在这十卷中，戴先生又披露了《田令》与《赋役令》全文，这就使我们对北宋《天圣令》特别是所附《唐令》中的两卷令文有了比较完整的认识，其功厥伟。但戴先生认定《天圣令》所依据及所附之《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之结论，则笔者不敢苟同。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全文披露十卷《天圣令》及所附《唐令》，其中还有宋家钰、黄正建等九位先生的研究成果；[4]而在是年的《唐研究》第12卷上，亦有他们对于《天圣令》暨《唐令》的考察。[5]黄正建等先生还提出，“我们的《唐令》复原，没有明确指出复原的就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因为除田令等令以外，有些令似乎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稍有不同”[6]。其实《天圣令》所附《田令》，亦非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而为《建中令》。于是撰成此文，以作辩证云。
一 《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质疑
首先，在遗存的《天圣令》令文及记述《天圣令》的文献材料中，我们并未看到所附录的《唐令》是开元二十五年令的文字。
根据戴建国的抄录披露，现存的《天圣令》每卷都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令文，即当时据唐令修订颁行的天圣令令文，后一部分则是“右令不行”仅为留存的唐令令文。而“旧文”与“不行”之令文，虽说都是唐令，但都没有揭出行用年代。
其次，在记载《天圣令》撰成及刊布的文献材料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它的依据是开元二十五年令的文字。比如在《宋会要辑稿》刑法一之四中，是这样描述天圣时期的修令活动的：
（天圣七年）五月十八日详定编敕所（止）〔上〕删修令三十卷，诏与将来新编敕一处颁行。先是诏参知政事吕夷简等参定令文，乃命大理寺丞庞籍、大理评事宋郊为修令〔官〕，判大理寺赵廓、权少卿董希颜充详定官，凡取《唐令》为本，先举现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其今不行者，亦随存焉。又取敕文内罪名轻简者五百余条，著于逐卷末，曰“附令敕”。至是上之。
这里的“先举现行者，因其旧文，参以新制定之”就是戴先生所揭示之 “右并因旧文，以新制参定”的《天圣令》；而所谓的“其今不行者”就是《天圣令》所附之“右令不行”的《唐令》。但这里并未提及其为何年之唐令。
南宋王应麟《玉海》卷六六《天圣附令敕》条所引《志》之文，记载此事亦道：
天圣四年，有司言，敕复增置六千余条，命官删定。时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修定。有司乃取咸平仪制及制度约束之在帙者五百余条，悉附令后，号曰：“附令敕。”（天圣）七年令成，颁之。
这里说的是天圣四年《附令敕》的修撰，由于敕附在令之后，便也提到了“亦命官修定”的《天圣令》，而《天圣令》所依据的仍未提及开元二十五年令。又有《玉海》同卷《天圣新修令》条，其所引《书目》所载内容大略与上引《宋会要辑稿》文字相同，只称：
天圣令文三十卷，时令文尚依唐制，（吕）夷简等据唐旧文，斟酌众条，益以新制，天圣十年行之。
这里仍然没有涉及开元二十五年令文。
看起来，当时人们所记载的，以及后来人们能看到的记载所及的《天圣令》中，只与唐令有关而不及开元二十五年令。
这本来也不足为怪，依数学上的“集合”概念而言，开元二十五年令是唐令之子集，为唐令所包含，这里的唐令也有可能就是开元二十五年令。但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先于《天圣令》修订的《淳化令式》，在说到唐令时，却明白地标示着“开元”年号。《玉海》卷六六《淳化编敕》云：
（宋）太宗以开元二十六年[7]所定令式，修为淳化令式。
这里就与《天圣令》的修撰据唐令有不同，《淳化令式》的修撰，依据的是“开元二十六年所定令式”。
同样地，《玉海》同卷《开元前格》条引《中兴书目》也提道：
《唐式》二十卷，开元七年上，二十六年李林甫等刊定。皇朝淳化三年校勘。
而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法令》条则云：
《唐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唐开元中宋璟、苏颋、卢从愿等所删定。考《艺文志》，卷数同，更（后唐）同光、（后晋）天福校定。至本朝淳化中，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校勘。其篇目、条例颇与今见行令式有不同者。
陈振孙所言与上二家略有不同，右赞善大夫潘宪、著作郎王泗所校勘之淳化令当为同一物，但其所依据的却并非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而是开元七年令，[8]开元七年令自有与开元二十五年令不同处，故称“其篇目、条例颇与今见行令式有不同者”。但无论如何，它还是标出了“开元”年代。这就与《天圣令》仅言“唐令”而不言年代大异其趣了。这样的状况就更使得我们对《天圣令》所附之《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鄙意揣之，戴建国先生之所以认定《天圣令》所修撰、所附录者为开元二十五年令，其重要依据之一大约在于它与《通典》所载之“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令文文字相仿的缘故。但这又颇值得怀疑，即使撇开《天圣令》辗转抄录过程中之错讹以及《通典》所录并非完璧这样的可能情况，[9]仅就令文内容本身而言，仍可发现《天圣令》所附《唐令》有与开元二十五年令不相一致之处。这首先在《天圣令》有关赋役令的规定上有所表现，《天圣令·赋役令》002所附“右令不行”之唐令第1条称：
诸课〔役〕每年计帐至户部，具录色目，牒度支支配〔来〕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讫。[10]
而《通典》卷六《赋税下》载开元二十五年赋役令则道：
诸课役，每年计帐至尚书省，度支配来年事，限十月三十日以前奏讫。
由于戴先生认定《天圣令》所附之《唐令》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为此，他必须解决“每年计帐至户部”与“每年计帐至尚书省”这“小有差异”的问题。
戴先生以为，根据南宋王应麟《玉海》所说，在淳化三年（992），宋曾“校勘”过一次令式，校勘的根据为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式，这次校勘的结果便是淳化令式。而“《天圣令·赋役令》与《通典》的差异，可能就是这次校勘所造成的”。戴先生还推测，在淳化修令式之前，朝廷的财计归之于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因此，淳化三年将原开元二十五年令的‘尚书省’改作‘户部’”。而再由户部机关“牒”并行的度支机关。而到天圣七年修纂《天圣令》时，“又以新制‘三司’替代了原《淳化令》中的‘户部’和‘度支’。而淳化三年校勘过的唐令第1条（笔者按：即上引条目）废弃不用，附录于后，没有必要再予以修改，从而保存了淳化三年校勘后的原样”[11]。
戴先生的论证颇似缜密，其推测也似为有理，但细细推敲，则其说不能成立。其一，《天圣令》的制定不依开元二十五年令原本而依校勘过的《淳化令》，不符合校勘原则。其二，淳化三年以前既有盐铁、度支和户部三个部门，何以只及度支、户部而未及盐铁？其三，假若依唐代体例，“计帐至尚书省，度支配来年事”与“计帐至户部，具录色目，牒度支支配〔来〕年事”两者并无原则区别，它们只不过各是公文施行中的一定的步骤而已。[12]以此而论，与其说《天圣令》依据了《淳化令》，不如说《天圣令》所依据所附者并非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而是另有所本。两者文字的差异正说明《通典》所载之开元二十五年赋役令在此后有过修订的事实。
黄正建先生在《唐研究》第12卷《〈天圣令（附唐杂令）〉所涉唐前期诸色人杂考》一文中，揭出《天圣令》（附唐杂令）第8条与《通典》所列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在有关流外官记载的不一致处，并由此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唐8条有而《通典》无的流外官有‘漕史’。查《唐六典》卷二三，都水监舟楫置‘漕史’二人，位于‘典事’‘掌固’上。后两者分别为流外五品和七品，按理说‘漕史’也应列入，为何《通典》不列呢？这是个疑问。”而“更大的不同在于，《通典》将太史局‘历生’列为流外七品，但在唐8条中被列入‘流外长上’类。如何解释这种不同？是史籍的错抄还是因时代造成的不同？如果是后者，《杂令》能否定为开元二十五年令就要慎重考虑了”[13]。
黄正建先生依据诸家意见说：“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们的唐令复原，没有明确指出复原的就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因为除田令等令外，有些令似乎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稍有不同。”因此，“我们在复原时一般只称其为开元令或唐令”[14]。
而我们又从戴先生所披露的两卷遗文中，发现了两者似乎并不是同一文件的蛛丝马迹。
比如《天圣令》所附之《唐令·田令》“右令不行”之第3条记为：
诸给田，宽乡并依前条，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15]
同一性质的材料，在《通典》卷二《田制》则记载为：
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
两相比较，原则虽然一致，但文字显然不同，而语气亦有差异，两者似乎并非为同一文件。而更能说明问题的则是《天圣令》所附《唐令·田令》之第5条：
诸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群（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五（“五”字衍文）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一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若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回受，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16]
此条亦属在宋“不行”之唐令。但在《通典》中，则是这样记载的：
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若当家口分之外，先有地非狭乡者，并即回受，有剩追收，不足者更给。
两相对勘，关键的是前者有“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而后者则无这样的记载。戴先生说：“（《天圣令》）这一段令文的存在，反映出《天圣令》所附唐田令的完整性和可靠性。”[17]此话实在有极大的局限性。如果说这一令文反映的是建中令的内容，则其结论可以成立；若以为开元二十五年田令中就已有这样的条文，则大约是站不住脚的，原因正在于从开元二十五年令到建中令，其令文内容已经有了一些变化，而有关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正是这一变化的结果。由于我们还将着重讨论这个问题，暂且不提。
二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的三次修令活动
实际上，要弄清《天圣令》所附《唐令》是否为开元二十五年令颇为不易，其原因有二：第一，现在较多留存的唐代令文仅有武德七年令、开元七年令以及开元二十五年令，其余的则残剩者甚少，大约也因为这个原因，仁井田陞先生的《唐令拾遗》在复原唐令时，其所列主要为上述三令；第二，在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以后，唐令渐趋稳定与完备。后世即使对其中令文有所“删定”，也多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而较少改易，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判别出“删定”以后的令文原文的状况，由于唐令越来越呈现稳定的特征，以至于杨际平先生以为戴建国先生所复原的《唐令·田令》并非为唐代的某年之令，而是具有普适性的唐代的“一代之令”，即使为“开元二十五年令”，也是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的“有唐一代之令”[18]。
然而，唐代令文并不因为它渐趋稳定而缺少变化。令在唐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一直以来，唐代的统治者都重视对唐令的修订与完善。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唐代令文的修撰、删定做一总体介绍。对此，仁井田氏有着很好的概括。他说：
唐代之令，在武德、贞观、永徽、麟德、乾封、仪凤、垂拱、神龙、太极、开元三年（或云开元初）、开元七年（或云四年）及开元二十五年等都曾进行修改。[19]
而根据仁井田氏的考察，在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大约又有过三次颁行、删定令文的活动。第一次在天宝四载（745）七月与贞元八年（792）十一月之间，因为在此期间存有一《颁行新定律令格式敕》的文件[20]，至于具体的时间，仁井田氏未做考察。笔者以为，此敕为孙逖所作，据其在世及活动时段推断，这次的“颁行新定律令格式”在天宝四载七月至天宝五载（746）间。[21]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天宝令”。
第二次在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其时曾诏，“其律令格式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通明识事官三两人并法官两三人删定，近日改百官额及郡名并官名一切依故事”[22]。但这次的“删定”，依仁井田氏的分析，“就其逸文看来，与旧律令式几无差异”。其修订时间在肃宗至德年间，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至德令”。
第三次则从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开始，一直延续到建中以后。《旧唐书》卷五○《刑法志》称：
大历十四年六月一日，德宗御丹凤楼大赦，赦书节文：律令格式条目有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理识通明官共删定。自至德已来制敕，或因人奏请，或临事颁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中书门下与删定官详决，取堪久长行用者编入格条。三司使准式以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为之，每日于朝堂受词推勘处分。
其后，在建中二年（781）时，对令文又有进一步删定：
建中二年罢删定格令使并三司使。先是，以中书门下充删定格令使，又以给事中、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为三司使。至是，中书门下奏请复旧，以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为之，其格令委刑部删定。
对这一时期的修令活动，仁井田氏给出的评价是：
（德宗时代对于律令格式的删定）则是建中二年及其以后的事了。建中后的资料中，多有与开元二十五年令矛盾的逸文者，如官品令等。其中也许可以拟为此时删定之令。然改动的程度恐怕并不大。唐令的复旧，除去与开元二十五年令有矛盾的条文以外，作为复原开元二十五年令的资料，大约不会大错。[23]
仁井田氏意识到建中时期修订的令文与开元二十五年令多有“矛盾的逸文者”，并把它拟称为“建中令”。
依照仁井田氏的说法，在开元二十五年以后“令”的修改、删定中，以第三次的规模稍大，其他两次，则甚少改动。而建中定令以后，对律令的删定，则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了。
由于“天宝令”“至德令”以及“建中令”都以开元二十五年令为基础加以修订，四令在内容、形式上有许多相似处，那么《天圣令》修订所依据、所附录的《唐令》，只能是开元二十五年令、“天宝令”“至德令”以及“建中令”这四令中的一令。而笔者以为，天圣令所依据并收录的正是“建中令”。
在李德裕所撰《会昌一品集》中，留下了开元二十五年之后官品内容曾作修改的记录，《会昌一品集》卷一一《厘革故事请增谏议大夫等品秩状条》称：
右据《大唐六典》：隋氏门下省置谏议大夫七人，从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历二年升门下、中书侍郎为正三品，两省遂阙四品，建官之制有所未备。
李德裕活跃于唐文宗、武宗时期，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其所处时代距离德宗时较近，对大历二年官品调整应相当熟悉，这次官品变动的情况被如实反映于《唐会要》卷二五《辍朝》条中，此材料记载唐文宗太和元年（827）七月，朝廷讨论“大臣薨辍朝”事，中书门下提到了“官品令”，并列出了主要官僚的官名与官品名目：
又准官品今（令）：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以上，正一品；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以上，从一品；侍中、中书令以上，正二品；左右仆射、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督、上将军统将以上，从二品；门下、中书侍郎，六尚书、左右散骑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卫，及金吾大将军、左右神策、神武、龙武、羽林大将军、内侍监以上，正三品。
仁井田氏将该材料认作建中令之官品令材料。这个官品令与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相比较，则可发现二令在官名与官品上有所不同。比如官品，前者载侍中、中书令为正二品，而后者则为从三品；比如官名，前者有左右神策、神武、龙武大将军，后者则既无这样的机构，于是便也没有这样的官名。[24]
天一阁藏《天圣令》虽然阙失官品令原文，然而，宋天圣令之官品令却并非无迹可寻，又据仁井田氏所言，《太常因革礼》卷二六，《宋史》卷一五二，都保存着《天圣令》之官品令内容，而从所记载的《天圣令》之官品令中看到，门下、中书侍郎的官品皆在正三品之中，这正与《唐会要》卷二五《辍朝》条关于门下、中书侍郎的官品记载一致。
下面归纳一番。通过《会昌一品集》记载情况，我们知道在唐代宗大历二年时，曾对开元二十五年令之后的官品内容进行过调整，其结果被反映于《唐会要》太和年间提及的“官品令”之中。若依唐后期三次主要修令时间做出筛选，天宝、至德两令都于大历二年前颁行，可加以排除，那么，文宗太和年间提到的“官品令”自然当属建中令了。[25]我们又看到宋《天圣令》之官品令未采用开元二十五年令之官品内容，吸收的是大历二年官品调整后的成果，这与《唐会要》记载之“官品令”内容相一致。由此做一推测，宋《天圣令》之官品令，极可能取材于唐建中令之官品令。
仁井田氏又以出土文书来考察诸令的删定情况。比如，《敦煌发见唐职官表》[26]有田令、禄令的简文，记载各级官员的给职田数与给禄米数。仁井田氏将其与《通典》所载之数进行比较，两者颇为不同，显然，这是与开元二十五年令不同的一个令文，根据此文书之时间特性及上节所述，则应为天宝令。由于《天圣令》残留部分并无禄令，于是，我们仅将《通典》所记载的开元二十五年令、《敦煌发见唐职官表》所载之天宝令，以及《天圣令》所附之《唐令》中的给职田数加以比较，应该也是一件饶有兴趣的事。[27]
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职分田二品一十二顷，三品一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京畿县亦准此。
天宝令：二品职田十五顷，三品职田十二顷，四品职田九顷，五品职田七顷，六品职田五顷，七品职田四顷，八品职田三顷，九品职田两顷五十亩。
天圣令所附唐令：诸州及都护府、亲王府官人职分田，二品一十二顷，三品一十顷，四品八顷，五品七顷，六品五顷（京畿县亦在此），七品四顷，八品三顷，九品二顷五十亩（见表1）。
表1 三令中各级官员依品给职田数额
据上表，天宝令中，二品、四品官员在给职田数额上，与开元二十五年令、天圣令所附唐令存在明显差异。我们对三令的关系大概可以得出两个不同的结论：其一，天宝令修改了开元二十五年令，开元二十五年令与天圣令所附唐令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令；其二，天宝令修改了开元二十五年令，天圣令所附唐令又修改了天宝令，返回到开元二十五年令上去了。这里当然是可能性，单凭此还不能让我们对《天圣令》所附《唐令》就是建中令做出结论。但无论如何，天宝令对开元二十五年令做了修改则是事实。出土文书对令式研究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我们还得往下看。
戴先生对唐田令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天圣令所附唐令之第2条有“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但诸文献如《通典》等记载均为“口分田二十亩”，戴先生说，“王（永兴）先生引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录文》辩其为‘三十亩之误’，今本《天圣令·田令》亦可证其‘二十亩’实为‘三十亩’之讹误”[28]。这是很对的，而出土文书辩证令文之功效又见一斑。
由于出土文书具有辩证令文之功，以下将从出土文书中反映出来的情况，讨论唐令令文修订与变化情况。
三 由出土文书发见唐令修订与变化情况
为了说明《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建中令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做一些准备工作，廓清一种只及通性、不重个性的片面观点。
杨际平先生尝有文推崇戴建国先生的发现，特别是对其中的田令。他认为，刊布的田令解决了许多长期争议的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他的一些具体意见则为笔者所不赞同。比如他说，复原的田令具有普适性，“新近完整复原的是《唐令·田令》，而不是某年之令”，“武德七年田令与开元七年田令、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甚至以为：“唐田令前后没有什么变化。”并进一步发挥说，“新复原的《唐令·田令》既然是有唐一代之令，那么，它就不仅适用于开元二十五年以后的均田制研究，同时也适用于开元二十五年以前的均田制研究”[29]。基于这样的认识，杨先生批评说，“戴建国先生率先完整复原《唐令·田令》，诚系嘉惠学林的盛举，但他将新复原的《唐令·田令》定名为《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不能不说有画蛇添足之憾”[30]。而到杨先生修订重版《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时，更是说：“宋《天圣令·田令》所参考、所附录的唐田令，不是标示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而是标示为唐一代之令——唐令。其田令部分也是如此。”而这整部的田令，“是否有过文字上的改动，还很难说”。他说：“由于国内外唐史学界有些学者常根据上述各书记载的同异，研究武德七年令、开元七年令与开元廿五年令的‘区别’，故做以上说明，以期予以澄清。”[31]
应该说，杨先生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在揭出天圣令《天圣令》的重大意义的同时，也觉出了《天圣令》所参考、所附录的并非为开元二十五年令这样的事实。然而，他矫枉过正，否定各令的区别，则不能不说有削足适履之憾。
差异就是矛盾，有矛盾就得分析解决。诚然，以文献说令，很难清楚各令的区别，也难以说清“是否有过文字改动”的情况，但若用出土文书来比照，则能看出各令之间还是存在区别的。这种区别，非但在文字上，亦有具体的内容变动。
我们看《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草案）》D件：[32]
（前略）
10 户主赵玄义年陆拾玖岁 老男 下中户 不课户
11 妻 王 年陆拾参岁 老男妻
12 男元 祚年 参 岁 黄男 开元九年帐后附
13 女 妙介年参拾伍岁 中女
14 女阿 屯年参拾壹岁 中女
15 女花 儿年 参 岁 黄女 开元九年帐后附
16 十一亩永业
17 壹拾壹亩已受
18 合应受田伍拾贰亩
19 四十一亩未受
（下略）
此户老男当户，除去居住园宅，“合应受田”50亩（18行）。再往下：
25 户主汜尚元年伍拾捌岁 寡 下下户
26 十四亩永业
27 壹拾伍亩已受
28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 一亩居住园宅
29 卅六亩未受
（下略）
此户寡当户，除去居住园宅，“合应受田”50亩（28行）。
此二户为开元十年籍，应执行开元七年令，据《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33]
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为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
若与开元二十五年田令及《天圣令》所附《唐令》相较，文字虽有不同，然内容体现出来的给田数额并无差异。
《唐天宝三载（744）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载：[34]
（上略）
7 户主张奴奴载陆拾参岁 老男 下下户空 不课户
8 母 宋 载捌拾参岁 老寡空
9 妻 解 载陆 拾岁 老男妻空
10 女妃 尚载参拾玖岁 中女空
11 合应受田捌拾贰亩 贰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二亩居住园宅 六十亩未受
（下略）
此户老男当户，应受田50亩，有老寡一人，应受田30亩，“合应受田”除去居住园宅，共80亩（11行）。又有《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C件：[35]
43 户主徐庭 芝载壹拾柒岁 小男天宝五载帐后漏附 代姊承户 下下户空不课户
44 姊 仙 仙载贰拾柒岁 中女空（卢案：仙仙即为被代承户之姊）
45 婆 刘 载捌拾伍岁 老寡空
46 姑 罗 束载肆拾柒岁 中女空
47 姑 锦 束载肆拾柒岁 中女空
49 合应受田壹顷壹拾贰亩 参拾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一十亩口分八十二亩未受
（下略）
此户户主虽记为小男，但已17岁，属不足18岁之中男，其应受田为50亩，而户中一老寡、一寡各有应受田30亩，除去居住园宅，共“合应受田”110亩（49行）。又有令狐仙尚户：
211 户主令狐仙尚载参拾参岁 中女 下下户空 不课户
212 妹 妙 妃载贰拾捌岁 中女空
213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 捌亩已受 七亩永业 一亩居住园宅 四十三亩未受
此户中女当户，“合应受田”50亩（213行）。
以上户籍，一为天宝三载、一为天宝六载，各受田者之应受田数额，前者应执行开元二十五年令，后者应执行天宝令（即笔者上文所说之天宝五载修订之令），我们把它们与《通典》所载开元二十五年田令[36]及《天圣令》所附《唐令》相较，亦无不同，也就是说，在上述人员的受田数额上，天宝令与开元二十五年令及《天圣令》所附《唐令》是一致的。我们再往下看。《唐开元四年（716）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B件：[37]
1 母 王 年参拾陆岁 寡 开元二年帐后死
2 姊思 言年壹拾陆岁 中女 开元二年帐后死
3 姑客 娥年贰拾岁 中女
4 廿亩永业
5 贰拾陆亩已受 六亩口分
6 合应受田伍拾壹亩
7 廿五亩未受
（下略）
此佚名户当为小男或不足18岁之中男当户，其“合应受田” 50亩（6行）。同籍同件：
12户主董思朂年贰拾贰岁 白丁残疾转前籍年廿开元二年帐后貌加就实 下上户课户见输
13 父回通 年柒拾伍岁 老男开元二年帐后死
14 母 张 年伍拾陆岁 寡
15 计租二石
16 廿亩永业
17 贰拾捌亩 八亩口分
18 合应受田壹顷参拾壹亩
19 一顷三亩未受
（下略）
董思朂白丁当户1顷，户内寡30亩，“合应受田”1顷30亩（18行）。但同籍C件则载：
（上略）
13 户主余善意年捌拾壹 岁 老男 下中户 课户见输
14 孙男伏保年贰拾壹 岁 白丁
15 保妻杨年壹拾 捌 岁 丁妻开元三年帐后娶里内户主王妙智女杨王王为妻
16 计租二石
17 廿亩永业
18 贰拾捌亩已受 七亩口分
19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壹亩 一亩居住园宅
20 一顷卅三亩未受
（下略）
余善意户的“合应受田”1顷60亩，其户内丁男1顷不异，而余善意身份为老男当户，却有应受田60亩，则与他户之状况不同了。我们把上述揭出之各应受田数额列成下表，则为：
十分明显，唯有开元四年余善意老男当户应受田60亩是特殊的。但这似乎也符合唐令之规定。
余善意户籍登录在开元四年，据上述，应据开元七年以前之令，但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武德七年令。《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载：[38]
武德七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这里虽然没有看到老男应受田之规定，但老男给田当同于笃疾、废疾。笃疾、废疾当户可得田额为60亩，则老男亦可受田60亩。余善意即这种情况。依此而言，开元七年前后之令，是有所变化的。
然而，这样的说法却有一个破绽，我们看《唐开元四年（716）西州柳中县高宁乡籍》A件的索住洛户之情况：[39]
33 户主索住洛年陆拾岁 老男 下下户 不课户
34 妻令狐年伍拾捌岁 老男妻
35 男仁惠年肆岁 小男 先天贰年帐后新生附
36 捌亩永业
37 捌亩肆拾步已受
38 应受田参拾陆亩 肆拾步居住园宅
39 贰拾柒亩贰伯步未受
此件在开元四年，与余善意之户籍登录同在开元四年，只不过地域不同而已。西州为狭乡，《文献通考》卷二《历代田赋之制》载：[40]
（武德）七年始定均田赋税，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桑枣及所宜之木。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
索住洛老男当户，如依余善意受田数减半计之，则当为20亩永业，20亩口分，共为40亩。然其仅35亩应受田（除1亩居住园宅），相差5亩，这35亩既与同籍王孝顺户小男当户之应受田同额，又与同籍之寡应受田亩相当；并且还与开元七年以后敦煌同类人等，即老男当户应受田50亩相当。
如此说来，余善意应受田60亩为50亩之误，即开元七年前后的田令于此并无改变？或者是索住洛应受田35亩为40亩之误？
这里我们暂不做判断，但唐令有改变，这一事实则毋庸置疑。下列勋田数目的不同又是极好一例。
《唐开元十年（722）沙州敦煌县悬泉乡籍（草案）》D件载：[41]
45 户主曹仁备年肆拾 捌 岁 卫士上柱国开元八年九月十日授，甲头康大昭，下中户 课户见不输
46 妻 张 年肆拾 捌 岁 职资妻
47 男 崇 年参 拾 岁 上柱国子
48 崇妻 索年贰拾 肆 岁 丁妻
49 男崇 瑰年 伍 岁 小男
50 女明 儿年壹拾 玖 岁 中女
51 四十亩永业
52 陆拾参亩已受 廿二亩口分
53 合应受田及勋田参拾壹顷捌拾贰亩 一亩居住园宅
54 卅一顷一十九亩未受
此籍作成年代为开元十年，当执行开元七年田令，据《唐六典》记载，“凡官人受永业田……上柱国三十顷”[42]，曹仁备为卫士上柱国，其子丁男，其户“合应受田及勋田”31顷82亩（第53行）。分解一下，居住园宅2亩，其子1顷，曹仁备应受田（含勋田）为30顷80亩。也就是说，曹仁备以丁男身份应受之永业田20亩包含在30顷的勋田中，其余下之80亩应受田则为口分田。
我们再看《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中勋田的登录，则唐令的变化可谓历历在目：[43]
131 户主程大忠 载伍拾壹岁 上柱国 开元十七载十月二日授甲头卢思元 曾通 祖子 父义下中户空 不课户
132 妻 张 载伍拾叁岁 职资妻 空
133 妻 宋 载贰拾贰岁 职资妻 天宝四载帐后漏附空
134 男 思 璟 载壹拾陆岁 小男 转前籍载廿天宝五载帐后貌减就实空
135 男 思 谏 载 伍 岁 小男 天宝三载籍后死空
136 男 思 让 载 贰 岁 黄男 天宝五载帐后附空
137 女 仙 仙 载贰 拾岁 中女 空
138 女 仙 仙 载壹拾陆岁 小女 空
139 女 妙 音 载壹拾参岁 小女 空
140 女 妙 音 载壹拾参岁 小女 空
141 女 娘 娘 载 捌 岁 小女 空
142 妹 王 王 载壹拾柒岁 小女 空
143 妹 寄 生 载壹拾陆岁 小女 空
144 合应受田参拾壹顷肆亩 捌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六十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卅顷廿二亩未受
（下略）
程大忠丁男上柱国，为其户唯一受田口，时当天宝六载，当执行天宝令，[44]其“合应受田”31顷4亩（144行），4亩为居住园宅，而31顷中，当包含上柱国勋田30顷，余下的1顷，则为其丁男身份所应得。与曹仁备之“合应受田及勋田”相比较，显然，程大忠多出了20亩的丁男永业田。列成表则是：
在敦煌户籍中，如同程大忠这样的例子颇多，比如同为天宝六载籍中就有：□仁明上柱国丁男身份“合应受田”31顷；程思楚“合应受田”1顷60亩，其武骑尉身份应得60亩，而丁男身份则得1顷；程智意亦类似，“合应受田”1顷80亩，其飞骑尉身份应得80亩，而其丁男身份也是1顷。[45]
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年代不同，适应当时情况的需要，所执行的法令也会有所不同了。
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虽则曹仁备的“合应受田及勋田”为孤证，但此孤证却极有说服力，原因就在其登记方式上。31顷的整数显然比30顷80亩易于登录，而之所以曹仁备以“合应受田及勋田参拾壹顷肆亩”登录在案，乃在于法令的规定原本如此。
若然，则我们只能说，从开元七年令到开元二十五年令（天宝令？），关于勋田授受的数额发生了变化。于是，前例举余善意以老男当户，其应受田数额在开元七年前后令文存在变化，也应该是可能之事。
四 《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建中令考释
唐令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我们在第二节中曾指出，戴建国先生关于《天圣令》所附《唐令》中“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的记载，“反映出《天圣令》所附唐田令的完整性和可靠性”，这样的说法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原因正在于《天圣令》所附《唐令》，就其令文而言，应属建中令，而非开元二十五年令。
在第四节中，我们也提到了，开元二十五年令后，以田令而言，其条文的改动是不多的。但在不多的条文改动中，关于六品以下职散官授予一定数量的永业田，应该说是改动较大的一条。这样的改动，不单是文字方面的，还带有一定的实质性。
笔者尝撰有《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敦煌户籍勋职官受田之分析》一文，[46]从现在看来，其间也有判断失误之处[47]，但总的结论应该是能站得住脚的。为了说明《天圣令》所附《唐令》为建中令这个问题，笔者还得把拙文有关的结论及证明再说一说。
我们说，勋官各品级受永业田的规定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具体表现。勋官上柱国可受勋田如曹仁备、程大忠已见上述；而六品勋官飞骑尉身份可得勋田80亩，七品勋官武骑尉身份亦可得勋田60亩。以下三例就是这样的情况。《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C件略载：[48]
175 户主程智意 载肆拾陆岁 卫士飞骑尉开元十七载五月廿三日授甲头贡子曾延 祖子 父住下中户空 不课户
191 合应受田壹顷捌拾陆亩 玖拾贰亩已受 廿亩永业 七十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九十四亩未受
同件载：[49]
158 户主程大庆 载肆拾伍岁 武骑尉开元十八载闰六月廿日授甲头李郎子曾通 祖子 父义下中户空 不课户
167 合应受田壹顷陆拾参亩 陆拾捌亩已受 廿亩永业 四十七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九十五亩未受
同件还有：[50]
56 户主程思楚 载肆拾柒岁 卫士武骑尉开元十七载三月廿九日授甲头吴庆广曾信 祖端 父德下中户空 不课户
64弟 思忠 载参拾玖岁 卫士 空
69弟 思太 载参拾伍岁 白丁 空
74 合应受田参顷陆拾伍亩 柒拾玖亩已受 六十亩永业 一十八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二顷八十六亩未受
六品以下勋官受永业田在文献以及敦煌吐鲁番文书中都有记录，然而，在搜检文献当中，笔者注意到，除了《新唐书·食货志》外，其他的各种文献，包括《唐六典》《通典》及《旧唐书》在内，均无六品七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的记载，这就很使人可疑。而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根据文书有关唐德宗以前的记载可知，六品以下的职散官并没有受官人永业田的资格。
《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C件载：[51]
87 户主程什住 载柒拾捌岁 老男翊卫景云二载二月三日授甲头张玄均曾智祖安 父宽下中户空 课户见不输
（中略不受田口9行之记载）
97 弟 大信 载参拾肆岁 上柱国子取故父行宽上柱国荫 天授元载九月廿三日授甲头宋思敬空
（中略不受田口4行之记载）
102 合应受田壹顷伍拾伍亩 陆拾肆亩已受 四十亩永业 一十五亩口分 九亩勋田 九十一亩未受
（下略）
程什住正八品上卫官翊卫身份，[52]却并无二顷之职官永业田。同籍之程仁贞亦是如此：
116 户主程仁贞 载柒拾柒岁 老男翊卫景云二载二月三日授甲头张玄均曾智祖安 父宽下下户空 不课户
（中略不受田口8行之记载）
125合应受田伍拾叁亩 叁拾壹亩已受 一十七亩永业 一十四亩勋田 廿二亩未受
（下略）
而同籍B件曹思礼户则略载：[53]
5 户主曹思礼 载伍拾陆岁 队副开元十一载九月十六日授甲头和智恭曾高 祖廓 父珎下中户空 课户见不输
6 母 孙 载陆拾 岁 寡 天宝五载帐后死空
8 弟 令 休 载贰拾捌岁 白丁天宝五载帐后死空
9 亡弟 妻王 载贰拾伍岁 寡 天宝四载帐后漏附空
17 亡兄男琼璋载贰拾叁岁 上柱国子取故父建德上柱国荫，景云元载十月廿二日授甲头张元爽天宝四载帐后漏附 曾高 祖廓 父建空
20 合应受田叁顷陆拾肆亩 陆拾贰亩已受 六十四亩永业 六十亩永业 一亩口分 一亩居住园宅 三顷二亩未受
细析此户应受田，曹思礼从九品下武官队副身份，[54]并未有受永业田二顷之资格。
又有《唐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略载：[55]
1 户主赵大本 年柒拾壹岁 老男 下下户 课户见输
4 男 明鹤 年叁拾陆岁 会州黄石府别将乾元二年十月 日授甲头张为言曾德 祖多 父本
5 男 思祚 年贰拾柒岁 白丁
6 男 明奉 年贰拾陆岁 白丁转前籍年廿大历二年帐后貌加就实
7 男 如玉 年贰拾肆岁 中男宝应元年帐后漏附
8 合应受田叁顷陆拾肆亩 玖拾亩已受 八十九亩永业 一亩居住园宅 三顷六十三亩未受
别将为折冲府七品职事官，[56]赵明鹤任此职，却没有受永业田二顷五十亩之资格。此外，尚有同手实索仁亮，带有“守左领军宕州常吉府别将”之头衔，亦无受田之权利。[57]
天宝六载（747）籍，应执行开元二十五年令或天宝令，而大历四年（769）籍，应执行至德令，上述诸例职散官受永业田情况，应在开元令、天宝令、至德令令文原则下展开，然而，从中我们却未看到拥有职散官六品以下身份者，有着“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的应受官人永业田的资格。如此看来，在大历以前，应无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之可能。[58]开元二十五令以后三次进行修令活动中，由于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在至德令中没有相关表现，那么，这一受田资格取得，应反映在唐德宗大历至建中时期的修订唐令的活动，即所谓建中令中。
这里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唐中后期，在均田制渐趋瓦解的时期，仍在建中令添加有关均田制的新内容，会不会存在问题？笔者以为，其中并不矛盾，建中令对田制内容的填补，正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变动的趋势。
推行均田制本身即含有政治统治的意味。统治者希望通过实施均田制，建立与一般民众间直接的权力支配关系，民众被视为皇帝统治下的“编户齐民”。然而，这种皇帝与民众之间直接联系的愿望并没有得到切实满足，唐代均田制更多体现出皇帝与各级官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唐前期，官僚等级、官僚身份的区分非常突出。这一时期可以划分出三种主要的官僚级别。一至三品为一类，四五品为一类，六品以下又为一类。有关三品、四品之间，五品、六品之间在官员身份、待遇上的差异，吴丽娱先生在整理研究《天圣令》有关丧葬令部分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59]而有关五品与六品之间的身份、待遇差异，我们同样可以从职散官是否受永业田的角度窥知一二。
“安史之乱”结束以后，出现了藩镇割据局面，这一局面在德宗时期更为胶固。藩镇使府掌握各自领域内的各种资源，而皇帝能直接控制的资源则越来越少，皇帝需要更有效率的统治手段来获取资源与巩固统治，建立起皇权与地方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原由府兵系统发展而来的勋官品级，作为唐前期皇帝笼络地方的手段、评价身份的标准，在勋官不断滥授之下，其价值日趋低落，失去了实际笼络官僚的效能。于是，职事官与散官被皇帝利用来作为代表官僚身份的新的重要标识，通过将统治权益向更宽泛的方向扩展，来换取各级官僚对皇权的忠诚，职散官“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永业田受田规定正是在这一背景出台，而随着职散官品级普遍授予，使职散官进一步与具体职事内容相分离，有力地推动了中晚唐时期使职差遣制度的发展。而建中令的对田令内容的增加，正体现出这一时代变化的特征，适应了当时政治统治的需要。
“唐令是关于国家体制和基本制度的法规，因而也是唐代整个法律体系的主干。”[60]正是因为唐令在唐代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位置，因此，自高祖立唐以来，唐各统治者不断开展对令文的修订与完善工作，令文内容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德宗时对令文的修订有着切实的需要，而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的规定正从需要中产生出来。如此看来，《天圣令》所附《唐令》暨《新唐书·食货志》所载之“六品、七品各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各二顷”官人永业田非为开元二十五年田令所规定可明；而从这里，我们更可以知晓，《天圣令》所附《唐令》当为建中令了。
（附记：此文原载《国学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卢向前，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1] 本文与熊伟合撰。撰写时，熊伟为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2] 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上）》，《文史》2000年第4辑，总第53辑；《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下）》，《文史》2001年第1辑，总第54辑。
[3] 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全册共一百一十二页，三万五千余字。原足本应为“元亨利贞”四册，现仅存第四册“贞”；前三册的装订形式与封皮书签名亦如第四册，并在书签下端分别题小楷“元”“亨”“利”表示书册号。以“贞”册为依据匡记，全四册约有450页，14万字。参见袁慧《天一阁藏明钞本官品令及其保护经过》，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页。
[4] 《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
[5] 《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6] 黄正建：《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7] 仁井田陞以为当为开元二十五年之误。甚是。《唐令拾遗》序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41页。
[8] 仁井田陞以为经宋璟等所删定的即开元七年令式。见《唐令拾遗》，第41页。但《新唐书·艺文志》并未见唐开元七年令式之记载，陈振孙所记或为《旧唐书·经籍志》之误？《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作：“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姚崇等撰”，而《唐会要》卷三九《定格令》载：“至（开元）七年三月十九日修令，格仍旧名曰开元后格。吏部尚书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尚书左丞卢从愿、吏部侍郎裴瓘、慕容珣、户部侍郎杨绦、中书舍人刘令植、大理司直高知静、陕州司功参军侯郢琎等同修。”《册府元龟》卷六一二《定律令四》载：“（开元）六年敕吏部尚书兼侍中宋璟、中书侍郎苏颋、尚书左丞卢从愿、吏部侍郎裴漼、慕容珣、户部侍郎杨滔、中书舍人刘令植、大理司直高智静、幽州司功参军侯郢琎等九人删定律令格式。至七年上之，律令式仍旧名，格曰开元后格。”
[9] 戴建国的录文校勘就说明了这一点。参见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录文校勘部分，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10] 《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校录本，《赋〔役〕令》卷二二，唐1条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9页。
[11] 戴建国：《天一阁藏〈天圣令·赋役令〉初探（下）》，《文史》2001年第1辑，第169页。
[12] 唐之前期，凡施行公事都得经尚书都省，再由都省下发各部。而计帐归户部所管辖，具体的操作则由户部曹与度支曹负责。可参见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上卷）》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支度国用（预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6页。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李锦绣撰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3] 黄正建：《〈天圣令（附唐杂令）〉所涉唐前期诸色人杂考》，载《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14] 黄正建：《关于天一阁藏宋天圣令整理的若干问题》，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15] 《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校录本，《田令》卷二一，唐3条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4页。
[16] 《天一阁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校录本，《田令》卷二一，唐5条，第255页。
[17]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42页。
[18] 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3页。另见氏著《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修订版），岳麓书社2003年版。
[19]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序说第一，第三节唐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12页。
[20] 《唐大诏令集》卷八二《政事·刑法》。在此敕之前，有天宝四年七月《宽徒刑配诸军効力敕》，孙逖所作；此敕之后，有贞元八年十一月《罪至死者勿决先杖敕》，佚名作。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430页。
[21] 据《旧唐书》卷一九○中《孙逖传》，孙逖开元二十四年（736）为中书舍人，天宝三载（744）权判刑部侍郎，五载（746）以风病求散秩，改太子左庶子。其间曾服父丧，故文称：“逖掌诰八年，制敕所出为时流叹服”云云，以此计之，此敕或在天宝四五年之间。
[22] 《唐大诏令集》卷一二三《政事·平乱上》“收复两京大赦”条，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页。
[23]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4—25页。
[24]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25、118—119页。
[25] 注意：戴建国复原的《天圣令》所依据者为明抄本的《官品令》，两者仅为偶然的巧合。
[26] 此文书编号为伯2504号，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题为《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见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87—595页。
[27] 把《敦煌发见唐职官表》所载之令视为天宝令，可参见《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注二，《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95页。在证明完成以前把《天圣令》所据所附唐令称为建中令只是权宜之计。
[28] 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29] 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3页。
[30] 杨际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复原与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脚注6。
[31] 杨际平：《北朝隋唐均田制新探》（修订版），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84—85页。
[32]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183—184页。
[33]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页。一般以为，《唐六典》所载为开元七年令。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610页。
[34]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190页。
[35]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200、210页。
[36] 《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32页。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610—611页。
[37]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73—176页。
[38] 《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88页。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609—610页。
[39]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245页。
[40] 《文献通考》卷二《历代田赋之制》载武德七年令。并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609—610页。
[41]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185—186页。
[42] 《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5页。参见仁井田陞《唐令拾遗》，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617—618页。
[43]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05—207页。
[44] 由于天宝令不见记载，我们只能把它看作开元二十五年之田令之规定。
[45] 比如同籍之程思楚、程什住、程智意、程大庆等及《唐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里籍》□仁明等，凡勋官身份受勋田，其额都与曹仁备不同而与程大忠相似，见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191、192—214页。其有关程思楚、程智意受勋田之引文见下第六节。参见拙著《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146页。
[46] 卢向前：《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敦煌户籍勋职官受田之分析》，载《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收入《敦煌吐鲁番文书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47] 卢向前文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对《新唐书·食货志》中关于官员永业田“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田令记载，以为是“欧阳修之错简”，这肯定是不对的，欧阳修所依据的正是《天圣令》所附之唐田令；而文中以为“此一法令很可能定于两税法实施以后的德宗贞元之时”，现在看来，恐怕也有再探讨的必要。
[48]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208—209页。
[49]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207页。
[50]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200—202页。
[51]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202—203页。
[52] 翊卫为正八品上之卫官，见《通典》卷四○《职官·秩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99页。
[53]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195—196页。
[54] 队副为从九品下之武官，《通典》卷四○《职官·秩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02页。
[55]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79年版，第215页。
[56] 上折冲府别将正七品下、中府从七品上、下府从七品下，《通典》卷四○《职官·秩品五》，第1098—1099页。
[57] 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第225—226页。
[58] 参见拙著《唐代六品以下职散官受永业田质疑——敦煌户勋职官受田之分析》，载《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59] 参见吴丽娱《唐丧葬令复原研究》相关内容，载《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上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
[60] 戴建国：《唐〈开元二十五年令·田令〉研究》，《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