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武陵山区药材贸易初探[1]
卢华语
武陵山区以山地为主，间有平坝、河谷、盆地，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由于山地海拔高度不同，形成立体气候明显，是典型的垂直气候带[2]。特殊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为药材的生长、发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营养，故有“天然药材库”之誉。
药材是武陵山区社会经济的重要元素，药材生产基本是商品生产。学界研究历史时期市场贸易的成果不胜枚举，但专题讨论唐宋时期药材贸易的著述却寥寥无几，且多为涉及而已[3]，而对当时武陵山区药材贸易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4]。唐宋是武陵山区药材生产的快速发展期，武陵山区处于我国中西部过渡带，以唐宋为起点考察药材贸易，不仅有助于深入具体了解本区社会经济的演变轨迹，也可为当今武陵山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历史借鉴。
一 药材资源
享有“天然药材库”美誉的武陵山区，唐宋时期药材资源亮点颇多：
品种繁多、质量优良。《新唐书·地理志》载全国共328府州，其中189府州土贡药材，药材品种众多，去重复者凡130多种[5]，现以整数140种计，全国平均每州贡药材约0.43种，若仅以贡药材州计，约为0.74种；而同期本区13州（其中3州仅1县属本区，故实为10州），贡药材10种（犀角、光明丹砂、蜡、黄连、黄牙、麸金、药实、蜜、恒山、蜀漆）[6]，按10州计，平均每州贡1种，若以13州计，平均每州约贡0.76种。无论是从什么角度观察，武陵山区药材品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唐时土贡要求“皆取当土所出”[7]，说明前述贡品都是各州道地上佳药材品种，特别是辰州所产丹砂，质量上乘，因名“辰砂”，享誉四方。
唐宋本草载药材品种以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为最，该书记全国各地药材凡1748种[8]，北宋351州（包括府、监），平均每州4.98种；同期本区凡10州，依《宋史·地理志》，即绍庆府（黔州）、咸淳府（忠州）、思、辰、沅、靖、施、峡、归、澧州[9]（其中忠、归、峡州仅1县属本区），有药材231种[10]，平均每州23.1种，约为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4.64倍。如果仅以道地药材计，当时本区共58种（去重复者），其分布状况为：
黔州[11]：黄连、高良姜、甘松香、鼠尾草、白花蛇、骨碎补、葫芦巴、防己、蒟酱、白及、犀角、石蒜、预知子、海金沙
辰州：丹砂
施州：黄连、白药、金星草、崖椒、都管草、紫背金盘草、崖棕、独用藤、瓜藤、金棱藤、龙牙草、半天回、旋花、露筋草、猪苓、野兰根、小儿群、大木皮、鸡翁藤、野猪尾、石合草、马接脚、红茂草、骨碎补
澧州：石钟乳、黄连、葛根、姜黄、雄黄、兰草、蠡实、莎草根
归州：牛膝、沙参、秦椒、巴戟天、厚朴
忠州[12]：钗子股、骨碎补、山豆根
峡州：石钟乳、朴硝、侧子、金星草、杜仲、杜若、贝母、鬼臼、干漆、黄药根
由于沅州宋时从唐辰州2县及锦州等合并而来，靖州唐时未置，故《证类本草》未单计[13]，若以前述7州计，宋时本区道地药材平均每州约8.29种，即使以10州计，平均每州5.8种，也远远高于唐代本区每州道地药材的平均数量。
又，今湖北利川县（清置。唐宋施州境，元明施南司地）有齐岳山，又名齐药山，“在城西北隅八十里，高与云齐，长数百里，上连石柱，下接巫夔，外接襟带支罗、叫路，内则都会南坪，县治昔汉蛮分界处。相传昔有道人采药，苦于难齐，至此山皆备，又名‘齐药’”[14]。
以上表明，无论是从土贡资料，还是本草、方志所载，都足以佐证本区药材品种的量多质优。
资源富给，遍及全区。前已述及唐328府州，有189府州贡药材，约占总数的57.6%；而本区13州，州州皆贡，为百分之百。自然资源作为客观存在，只要不遭大规模破坏和毁灭性的天灾摧残，则总体态势永远不会改变。历史时期的武陵山区经济开发尚待起步，人为破坏无从谈起，也不见有毁灭性天灾的记载。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细辛、莎草、香附子、黄精、萎蕤、术、夏枯草、红蓝花、葈耳、豨莶、淫羊藿、甘松香、髙良薑、葛、百部、萆薢、菖蒲、香蒲、莕菜、骨碎补、石韦、瓦松、大麻等多种药材，常言“湖湘皆有”，或“湖南湖北皆有”，或“夔州路州郡皆有”，或“处处皆有”。武陵山区处湖湘和夔州路域内，李时珍对上述药材产地的解说，正诠释了本区药材资源遍及全区，持续富给。及至近代，武陵山区境内不少区县物产仍以药材著称，如今重庆黔江、彭水、酉阳的乌桕、五倍子、生漆；湖北五峰、长阳“产药材”，恩施、巴东、鹤峰“并产多种药材”，以及宣恩的黄连、党参、当归、天麻等；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白蜡、生漆、五倍子、汞和张家界市桑植县的天麻、木瓜、黄连；贵州务川的生漆、天麻，思南的生漆，德江的天门冬、天麻、生漆，江口的生漆、五倍子[15]。直至今日，重庆渝东南（唐宋属黔州）的黔江区和秀山、酉阳县仍是重要的汞矿产区[16]，湖北恩施州咸丰县汞矿是A级储量，湘西州汞矿储量居湖南第一、全国第四[17]等，都足证本区药材资源的持续稳定。
采集者众、产出不赀。武陵山区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聚集区，很早即有中原华夏族人进入，封建王朝设置郡县征收赋税进行管理，至唐时，虽已由西汉的1郡14县（武陵郡辖13县，巴郡仅涪陵县）增至13州38县，然广大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乃属化外之域，社会生产主要是采集和渔猎；及至宋代，农业刀耕火种，原始粗放，采集渔猎仍有相当地位。如盘瓠种的后裔，“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到。今长沙、黔中五溪蛮皆是也”。“其民皆射生而食用，输布与朱砂水银。”[18]“皆射生而食用”，自是以渔猎为生，以“布与朱砂水银”纳税，又可见采掘朱砂的普遍。
采集渔猎生产除果腹外，能用于交换者主要是药材，为换取其他生活资料，全民采药当是常态。《山海经·大荒西经》记灵山有巫咸等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郭璞注“群巫上下此山，采药往来也”[19]。灵山具体位置今不可考，然大致范围或在武陵山区及其附近，这里所记“群巫”，应是当时的十个部落或氏族的全体成员。宋人记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县一带）“方春时，
女数千，歌啸山谷，以寻药挑菜为事”[20]。可见当社会经济处于原始的采集、渔猎阶段，社会成员集体采药的盛事历代皆然。宋南丹州属宜州（治今广西宜山县），处武陵山区南缘，地域相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相同，其俗不异，也是自然。武陵山区天生富有药材资源，全民采摘，也是情理中事；而全民采药，产出之巨，虽不可具体量化，但总量不可计数，则是必然。
植物药材生于地表，摘集较易，男女老少皆可为之；而狩猎动物药材有危险，虽不能全民参与，但也需集体行动，特别矿物药材深藏地下，难于挖掘，更需众人合力，而价格亦贵重，载籍或有记之，如丹砂，其产量略可考见。唐时仅溪州1州，年产丹砂10000斤左右[21]，其时本区凡6州（黔、锦、溪、辰、费、澧州）贡丹砂，则年产量当达五六万斤。史载五代时楚王马希范在今长沙建天策府，“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胡三省注：“丹砂出辰、溪、溆、锦等州及诸溪峒，皆楚之境也。”[22]
二 药材贸易及水陆交通
武陵山区丰富的药材资源，巨额的产出，除少量区内消费外，便是经由农村市场再通过区域市场运销区外。
农村市场主要是草市和传统的集市。草市指州县城外自发的非官方设置的不定期、随时均可进行交易的场所；而传统集市则大多定期定时，即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23]。唐时内地，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草市相继涌现成为常态；在时代潮流带动下，武陵山区也出现了草市。郑谷诗“夜船归草市，春步上茶山”[24]。草市一般在陆地，也有的在水上。王维诗“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25]。史载“黔、巫（叙）、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帛、巾帽以相市”[26]。这里仅提及黔、巫（叙）、溪、峡4州，其实岂是仅此而已。唐人贾耽《贞元十道录》云：“黔、涪、夷、费、忠、播、溱、琛（当为‘珍’）、南九州……东与施、溪、锦、奖四州隔一高岭，其南、溱、珍三州又与剑南泸州接境，风俗颇同。”[27]这里所谓“风俗颇同”，包括了武陵山区的黔、费、忠、施、溪、锦、奖（业）等7州，表明用药材水银、朱砂做媒介进行交换在本区也十分普遍。而这些交易自然主要是在农村市场进行，即“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布帛既少，食物随时。市盐者，或一斤麻，或一两丝，或蜡或漆或鱼或鸡。琐细丛杂者，皆因所便”[28]。
如果说唐代武陵山区虽出现了草市，但为数尚不多的话，那么到了宋代则情势大变，这从以下事实可以概见。草市之兴，原因多种，不少方家已专题论及，兹不赘言，现结合本区历史实际，就其与军事据点相关者略申一二。
唐末五代战乱，南方少数民族乘机脱离中原王朝控制；赵宋建国，唐时一些正州沦为羁縻州，或者根本就直接由少数民族所领，如唐黔州，辖彭水、黔江、洪杜、洋水、信宁、都濡6县，至宋仅领彭水、黔江2县，其余4县全为田氏占领。为制止少数民族的扰乱，宋政府在民族杂居之域或少数民族所据边境，置兵戍守，如绍庆府（黔州）彭水有洪杜等4砦，黔江有白石等29砦；辰州有会溪城，池蓬、镇溪、黔安3砦，其所属沅陵、溆浦、辰溪、卢溪4县中叙浦和辰溪也有砦；而沅州的卢阳、麻阳、黔阳、渠阳、安江则有铺[29]。以上城、砦是军事据点，铺是邮递驿站，都有为数不等的士兵驻守，执行各自的军事、民事任务。这些士兵是完全脱产的军人，军官还有家属老小，他们远离内地，处荒山野岭、深谷丛林中，日常生活食用，不可能全由内地供给，必得取之当地，吸引附近农民携农副产品以及小贩担日用品前往销售，久而成市，军事据点和邮递驿站同时成为商品交换之所。宋时武陵山区草市多数因此而起。
草市作商品交易场所，自然有职业工商业者和其他各类居民入住，市肆、邸店随之而兴，出现了承包官府征收商税的商贩[30]，店铺昼夜营业，顾客通宵畅饮，乃有“草市人朝醉，畲田夜火明”[31]的喧嚣热闹。
区域市场指区内所设之诸州县市的市场。《唐六典》卷三十《州县官吏》记：上、中、下州及上县均设市令并有属员丞、佐等，中、下县“无市则阙”[32]。这表明朝廷规定诸州及上县必设市，中、下县则可设可不设。唐时武陵山区有13州和5个上县（黔州彭水，辰州沅陵、溆浦，叙州龙标，溪州大乡），即当时本区至少有18州县市设有市场。宋时政区略有调整，然市场格局总体变化不大。特别是为加强与少数民族的经济联系与管理，宋政府更在缘边州县设置专门的交易场所。熙宁六年（1073），“湖北路及沅、锦、黔江口，蜀之黎、雅州皆置博易场”。淳熙二年（1175）臣僚言：“溪峒缘边州县皆置博易场，官主之。”[33]这更促进了武陵山区区域市场的构建。
区域市场是城乡经济的连接点，也是域内外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具有较强的内聚力和辐射力。域内水银、丹砂等药材通过它集中运销出口，域外的缯帛、巾帽以及必需生产资料也经由它流向农村市场而转到农民手中。武陵山区区域市场的药材贸易可得而言者，以下诸市为最：
施州市。武陵山区唐时设13州，各州皆贡药材，然以施州所贡品种最多，凡5种（麸金、犀角、黄连、蜡、药实）[34]，居全区之冠。所贡如此，所产更多。前述利川县（唐施州清江县境）有齐药山，即因其诸药皆备而得名。有人作诗记施州种药、贩药、采药盛况云：“山人不解艺禾黍，剪尽荆榛开药圃。……刀耕火耨笑人忙，抛却农书翻药谱。”这是种药。“药贩居然列市廛，药租且免输官府。”这是贩药。“男携背篓女肩锄，同向蓝桥求玉杵。蛮烟瘴雾积未消，采向深山爇松煮。药气浑如草气熏，药名懒比花名古。”这是采药[35]。此诗作者系清人，然所述种药宋时施州即有人工栽培黄连者[36]，至于所述药贩列市廛、所采药名比花名还古，也显然不仅是清时，前朝早已如此。苏轼《送乔施州》诗“鸡号黑暗通蛮货”，自注云：胡人谓犀为黑暗[37]。这清楚表明宋时施州通宵都有药材交易，而“黑暗”（犀）只不过是以个别表一般的艺术手法而已。讨价还价一整夜，这样的交易绝不会在露天，只能是室内，这也可证《种药吟》所云“药贩居然列市廛”，宋时或已有之。又，清人述施南府（唐、宋施州）“风俗”云：“商贾多江西、湖南之人，其土产苎麻、药材，以及诸山货负载闽粤各路，市花布绸缎以归。”[38]所谓“风俗”，都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必有历史积淀。清人述施南府“风俗”，和唐人元稹所言“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朱砂、缯帛、巾帽相市”[39]正可印证。
沅州市。宋沅州，领卢阳（州治，今湖南芷江）、麻阳（今贵州铜仁东，湖南麻阳西南）、黔阳（今湖南黔阳西南）、渠阳（今湖南靖州）4县[40]，依《中国历史地图集》第6册25—26图，其州域在东经109°—110°，北纬27°—28°间，大体相当唐锦、叙（巫）、业（奖）州之地，故将宋沅州与唐锦、叙、业3州看作同一区域。《新唐书·地理志》记锦、叙、业3州贡光明丹砂、犀角、麸金、蜡[41]；《宋史·地理志》记沅州贡朱砂、水银[42]，可见丹砂在沅州的重要地位。唐宋时的五溪蛮，“按其地长沙西南黔中五溪之地，皆为其有”，正在沅州、辰州域内，“土俗：其民射生而食用，输布与朱砂、银（似应为水银）”[43]。纳税用朱砂，朱砂在少数族人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亦可概见。朱砂是名贵药材，有利可图，吸引域内外商贩麇集也很自然。史载卢阳“尤多药物，江南、江右商贾咸集焉。卢人藉以充足，有以也”[44]。清人王协和《芷江道中》诗“土禁丹砂穴，风吹白芷香。……估舲通汉口，驿路接黔中”。清人王养宸《立富顺新市志喜》云：“商贾皆藏市，荆榛辟道中。地名随地锡，山径徬山道。一厂余新绿，修平扫落红。令人思往事，鼓舞乐从公。”[45]既言“思往事”，则反映诗中所述商贾藏市，商贩麇集，其来久矣。比如宋、元、明、清黔阳县东南均有洪江寨，当沅江上游今清水江与巫水汇合处，乾隆时“列肆如云，川楚之丹砂、白蜡……乘流东下达洞庭，接长江而济吴越”[46]。这些都是历史积淀使然，一个寨堡草市尚且如此，更何况州县区域市场。
辰州市。宋辰州领沅陵（州治，今湖南沅陵）、溆浦、辰溪、卢溪4县（今均属湖南），大约相当唐辰、溪2州之域。唐时土贡药材，其品种仅次于施州，其丹砂最负盛名，所谓“辰、锦砂最良”[47]，因名辰砂。唐宋时即有域外商人携“缯帛、巾帽”进入本区交换“水银、朱砂”[48]，相沿成习，至于后世，更加旺盛。乾隆《辰州府志》卷9《赋役考》：“旧志所载药味、榔桑木诸贡尽改充军饷，四邑中旧有硃砂之解，今则非需用不取也。”此所谓旧志载辰州4邑（即4县）旧有朱砂之解，正是唐宋时期。又同书卷16《物产考下》：“药之属：薏苡仁、茯苓、黄精、何首乌、牛膝、土牛膝、益母、天丁（一名老鼠刺）、地丁、续断、谷精草、香薷、紫草、丹凤、木通（即通草）、茵陈草、西枯草、木贼、独活、天麻、豨莶草、车前、龙胆草、香附、寄奴、白芨、钩藤、金银花、天南星、半夏、石菖蒲、升麻、王不留行、赤芍药、海金沙、苦参、桃仁、细辛、茨菰、桔梗、前胡、威灵仙、黄连、黄岑、金樱刺、白藓皮、山豆根、旋覆花、骨碎补、艾、臭牡丹、甘菊、乾葛、密蒙花、白芷、蓖麻子、荆芥、薄荷、紫苏、青蒿、大戟、栝蒌、仙茅、苍耳、青葙子、狼毒、大小蓟、蒲公英、草乌、藁本、商陆、常山、马蹄香、芫花、木蓉、木鳖、萹蓄草、黄药子、白药子、瞿麦、淫羊藿、枸杞子、地骨皮、萆薢、五味子、黄柏、厚朴、五加皮、杜仲、吴茱萸、灯心草、五棓子、八角莲、牛舌草、牵牛、鱼腥草、麦门冬、菟丝子、络石草、蛇床子、独角莲、地肤子、滑石、石青、石绿、黄蘖皮、地锦草、艳容草、怀香子。以上诸药皆辰郡三厅四县（即辰州全域）所产者，其多寡不齐亦不过数十件之异耳。其中货于四方称上品者甚多”。前列数十种药材，绝大多数系非人工种植的自然资源，其生长、采集都有历史渊源，而“货于四方称上品者甚多”，自然也是前朝承传。另辰州府沅陵县（府治）五坊厢，“外省客商，贫民肩挑市贩，竭力谋生”。六都“各商辐辏，土地富饶，货财充裕”[49]。明辰溪县城郭外有黄溪口，“溪之左岸，爨集如市，旧为商贾往来之所”，以该溪附近的罗子山“产多药饵”[50]。清人记明时事称“旧”，明时之“旧”，则宋元辰州已是“客商辐辏”“商贾往来之所”了。
黔州市。唐宋黔州，两汉属巴郡涪陵县（治今重庆彭水），是武陵山区最早的药材输出基地。巴寡妇清开采丹砂并转输秦都咸阳，受到秦始皇表彰，此后以至于唐，史书、本草述丹砂皆云出涪陵，反映汉唐之际各朝所消费的丹砂均涪陵（即唐黔州）外销。黔州唐贡犀角、光明丹砂、蜡[51]，宋贡朱砂、蜡[52]，药材仍是其主要出口商品。天圣七年（1029）两川四路经水路纲运药材，“不可胜记”[53]，其中相当数量当出自黔州。黔州所辖黔江县，属中下县，可设市也可不设市，而药材贸易竟“市麝脐以百计，市蜂蜡以千计”[54]。成交量非常可观，难怪黔江药材销售历千年不衰，至于近代。同治《黔江乡土志》载：“本境土药行销城乡，零售每岁约二、三万担，土药运出老郁山一带，每岁约万担。”[55]
区域药材市场的兴盛及域内外药材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均有赖交通给力。李唐王朝为保证政令快速传递及漕运转输通畅，十分重视水陆交通建设，除一再申令保护前朝各代所建国道外，并在地方诸州县亦劈山修路，《通典》《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述包括武陵山区在内的各州郡时，均有四至八到，详记各州至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及相邻诸州里程；而《通典》《太平寰宇记》乃有记州至县的里程者，如卢阳郡（锦州）东至卢溪郡（辰州）670里，南至龙溪郡（奖州，后改名业州）渭溪县界150里，西至渭阳县150里，北至当郡招喻县界50里，东南到潭阳郡（叙州，后改名巫州）300里，西到当郡渭阳水路150里，西北到当郡常丰县水路200里，东南到卢溪郡（辰州）麻阳县水路300里等[56]。这表明其时即使是经济开发滞后的武陵山区各州县无论是域内之间，还是通往域外都有水路陆路可以相互往来，标志区域交通网络的形成，这些本为传达政令和转输贡赋而修筑的道路，客观上成为当地药材贸易、商品流通的推手。
武陵山区的水道主要有两条：一是涪陵水（今乌江），二是沅水（今沅江）。
涪陵水源出黔中道羁縻州山地，唐宋流经费、思、黔、涪4州，至涪陵县（今重庆涪陵区）汇入长江。这条水道，“以丹盐蜜蜡等商运需要故，自秦汉已通舟运”[57]。至唐宋，这条水路更为重要，“唐武德元年，招慰使冉安昌以务川当牂牁要路，请置务州。贞观八年改为思州，以思邛水为名”[58]。杜甫有诗云：“巫峡盘涡晓，黔阳贡物秋。丹砂同陨石，翠羽共沉舟。”[59]又“黔阳”，《元和郡县图志》云：“务川县，本汉酉阳县地，属武陵郡，自晋至陈，并为黔阳县地。隋开皇十九年置，因川为名。”[60]可见黔阳即指思州务川县。此诗虽记述的是一次沉船事故，但也反映费、思等州的贡物蜡、朱砂、水银、犀角等是经涪陵水进入长江而输出域外的。
沅江源出贵州贵定县东部的云雾山，上游为清水江，其支流有辰水、无水、酉水等汇入沅江。史载辰州“东至朗州水路沿流四百六十里。南至叙州水路五百三十八里。……西南至锦州水路七百里。正西微北水路至溪州三百六十八里”[61]。叙州（巫州）“西泝流至奖州八百里”[62]。以辰州为中心，将沅水流域的业（奖）、叙（巫）、溪、锦、辰等州纳入水路网络之中，各州客商经沅水而至朗州，朗州城下“拥楫舟为市，连甍竹覆轩”[63]。宋人王琰称“湖湘唯鄂渚最为要地，盖南则潭、衡、永、邵，西则鼎、澧、江陵、安、复、襄阳数路，客旅兴贩，无不辐凑鄂渚”[64]。这数路客旅就包括沅江流域诸州商人经朗州而群集至鄂渚，这也正好与前述辰州药材“货于四方”“各商辐辏”相印证。
除前述本区与域外以及诸州之间、诸州县之间均有陆路可通外，更有一条官道当着重一叙，这就是“由黔州东行二百里至黔江县（今县东南二十里），又东北约三百里至施州治所清江县（今恩施），又东北一百三十里至建始县（今县），又约九十里至大石岭驿，王周有诗，又北逾现陵山，下百八盘过江至巫山县。此为长江以南黔州通夔州巫山县之陆道也，路极险峻”。这条路上，有大石岭驿、小猿叫驿、浮塘驿、驴瘦铺、歌罗驿、四十九渡等，“岭渡驿铺之名，盖有承唐之旧者”[65]。天圣七年（1029）夔州路收买药子，附载于疋帛纲内转运赴京[66]，便是在施州购得经由此路转运至夔州，因宋时夔州路所属各州，唯施州贡药子。
三 药材贸易的影响
城乡市场的蓬勃兴起，为商人的活动及商品交易提供了用武空间，催生一批新兴商人。李白诗“瞿塘饶商贾”[67]；杜甫诗“峡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富豪有钱驾大轲，贫穷取给行艓子。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68]；李益诗“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69]；杨巨源诗：“细雨蒙蒙湿芰荷，巴东商侣挂帆多”[70]。以上均反映长江三峡一带从事水上贩运的商人众多，商务繁忙，无暇顾及家事，致使娇妻埋怨“误妾期”。前述沅江流域客商至朗州城下“舟楫为市”，又辐辏鄂渚，这些商人当然不全是药商，但就武陵山区而言，药材是主要输出商品，故商人贩运以药材为主也是必然。
商人众多，商务频繁，药材贸易量亦随之猛增，且交易量亦巨大。现以朱砂为例，前述武陵山区一年产量可达五六万斤，当主要转销域外；而五代楚王马希范建天策府，涂壁用丹砂数十万斤，除部分来自赋税，其余也当购自武陵山区各州市场。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沅州生界犵狑副官吴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县，巡检唐人杰诬为盗，执之送狱，自由率峒官杨友禄等谋为乱。帅司调动神劲军三百人及沅州民兵屯境上，声言进讨”[71]。吴自由职任峒副官，自是犵狑族人的头面人物，他让自己儿子率人贩丹砂麻阳县城出售，被砦堡官员栽赃扣押，所以贩丹砂数量必定巨万，以致引发规模不小的武装对抗；如果是几斤几两，巡检冒此风险不值，而吴自由、杨友禄也未必会如此大动干戈。不只是丹砂，前已述及，天圣七年夔州路于施州收购药子于疋帛纲附载赴京，以历年所购过多，积压药库，特令“自今于年买数十分中量减二分”[72]。而“市麝脐以百计，市蜂蜡以千计”[73]，麝脐以百计，当是百颗，每头麝平均年产麝香10克左右[74]，百颗则是4000克，麝香是名贵药材，一次交易达4公斤，这数量已不小，而黔江在唐宋时均属中下县，其交易量竟能如此，而其他各州市则可想而知。
商人众多，药材交易量大，武陵山区经济总量随之上升，社会财富相应增加。前已述及，唐宋武陵山区采集、渔猎还占相当比重，农业、手工业滞后，创造财富的手段不多。宋人洪咨夔《劝农文》称：龙阳县（治今湖南汉寿）“地势峭隘，土脉硗脊，非刀莫耕，非火莫种，细民终岁勤动，不得一饱”[75]。龙阳在洞庭湖边，农民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武陵山区腹地的农民生活，则只能比这里更差。至于手工业，亦几无可称者，故药材不仅成为本区出口的主要商品，而且作为交换媒介，充当货币职能。药材在本区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笔者曾在他文专门论及，兹不赘述。这里仅就溪州个案略申一二。
唐天宝间，溪州15282口人，一年生产粮食84937石，年产值约为135889200文。溪州一年产丹砂（朱沙）10000斤，即160000两，每两上值150文（溪州丹砂属辰砂系列，自是上品）[76]，则产值24000000文，为粮食产值的1/5强。这仅是丹砂一项，若加上其他如犀角、水银等，药材产值在该区经济中的比重则会更大。溪州如此，他州亦然，故说唐宋时期药材贸易促进了武陵山区经济总量的上升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当不过分。
（附记：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K22《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本次对正文作了一些修改，并对注释做了较多增补）
（卢华语，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 武陵山区位于渝鄂湘黔交界处，包括今重庆所辖黔江、酉阳、秀山、彭水、石柱5县（区）；湖北恩施州所属恩施、利川、建始、巴东、宣恩、来凤、鹤峰、咸丰8县（市），以及湖北宜昌市所属长阳和五峰2县；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所管吉首、泸溪、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永顺、龙山8县（市），以及张家界市及其所辖永定、武陵源2区和慈利、桑植2县，怀化市所管鹤城、中方、洪江、沅陵、辰溪、溆浦、会同、麻阳、新晃、芷江、靖州、通道12县（市、区），以及湖南常德所属石门县；贵州铜仁地区下辖之铜仁、万山、玉屏、松桃、印江、沿河、思南、江口、石阡、德江10县（市、区），以及贵州遵义所辖务川县，共52个县（市、区）级政区单位。在唐代，这一区域主要为江南道所属之施州（2县）、黔州（6县）、思州（3县）、锦州（5县）、溪州（2县）、辰州（5县）、叙州（即巫州，3县）、奖州（即业州，3县）、峡州（1县）、费州（4县）等10州，以及山南道归州所属之巴东县，澧州所辖之慈利县、石门县，忠州所管之南宾县，凡13州38县（《新唐书》卷四○《地理四》、卷四一《地理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在宋代，该区主要是夔州路下辖之绍庆府（即黔州、2县）及其所统部分羁縻州，施州（2县），咸淳府（忠州）所属南宾县，思州（3县）；荆湖北路之辰州（4县）、沅州（4县）、峡州（1县）、靖州（3县）以及澧州之慈利县、石门县，归州巴东县，凡10府州23县（《宋史》卷八九《地理五》、卷八八《地理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另，贸易与交易都属于交换的范畴，前者指商业活动，是总体的抽象概念，后者指买卖商品，是个体的具体概念（张春霞：《林产品贸易学》，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由此可见，贸易和交易仅是总体与个体、抽象与具体之别，其实质则基本相同，因此，本文所谓的贸易与交易可视为同义词。
[2] 垂直气候带大致相当于我国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和温带5个气候带。
[3] 涉及唐宋时期药材贸易的论著主要有：卢华语《唐代西南经济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温翠芳《唐代外来香药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严小青等《古代岭南地区土沉香的生产及其社会影响》，《史学月刊》2007年第4期；刘玉峰《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思想战线》2004年第4期；朱圣钟《鄂湘渝黔土家族地区历史经济地理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等等。
[4] 涉及唐宋时期武陵山区药材贸易的成果仅有曾超《乌江丹砂开发史考》，《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卢华语等《唐宋时期渝鄂湘黔界邻地区药材生产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等等。
[5] 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88、499—502页。
[6] 《新唐书》卷四○《地理四》、卷四一《地理五》，第1028—1029、1073—1076页。
[7] （唐）杜佑：《通典》卷六《食货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4页。
[8] 1748种药材，不仅有道地药材，而且也包括“处处皆有之”的一般药材。见唐廷猷《中国药业史》，第100页。
[9] 《宋史》卷八九《地理五》、卷八八《地理四》，第2226—2229、2195—2197页。
[10] 231种药材据宋人唐慎微《证类本草》（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统计，包括该书所记 “处处有之”或“近道皆有之”或“蜀道、荆襄间有之”的药材。
[11] 唐代黔州及宋代绍庆府，《证类本草》仍将绍庆府记为黔州。
[12] 唐代忠州即宋代咸淳府，《证类本草》仍将咸淳府记为忠州。
[13] 《证类本草》均用唐代行政区划名，故宋代新置州之药材均未单列。
[14] （清）何蕙馨修：同治《利川县志稿》卷一《疆域志》，同治四年（1865）刻本。利川虽为个案，但在本区很有代表性。
[15] 四川、湖北、湖南、贵州等省地、市、县近代药材状况，据《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地理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6] 据黔江、酉阳、秀山政府信息网提供，其中，秀山汞矿储量在万吨以上，酉阳汞矿有17处，被誉为全国“五朵金花”之一。参见http://www.qianjiang.gov.cn/、http://www.ccqyy.gov.cn/、http://xs.cq.gov.cn/www/index/。
[17] 恩施州发改委网（http://www.esfg.gov.cn/html/）、湘西州政府网（http://www.xxz.gov.cn/）。
[18]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四夷七·南蛮三》，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395—3396页。
[19] 《山海经》卷一六《大荒西经》，《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3页。
[20] （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十《山獭汉箭毒》，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3页。
[21] 卢华语等：《唐宋时期渝鄂湘黔界邻地区药材生产及其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7期，第90页。
[2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八三“后晋高祖天福七年”，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241页。
[23] 《易·系辞下》，（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6页。
[24] （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六七四郑谷《峡中寓止二首》，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712页。
[25] 《全唐诗》卷一二七王维《晓行巴峡》，第1292页。
[26]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五一元稹《钱货议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3页。
[27]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江南西道十八·涪州》引唐·贾耽《贞元十道录》，第2390页。
[28] 《全唐文》卷七一五韦处厚《驳张平叔粜盐法议》，第3255页。按：本条引文，原作“兴元巡管，不用见钱。山谷贫人，随土交易。……”特指兴元，是因兴元、洋州均在距上都800里之内，若依张平叔粜盐法，则必须送纳现钱，扰民至甚，特举兴元驳之。而“山谷贫人，随土交易”其实是当时山地居民的普遍现象。
[29] 《宋史》卷八八《地理四》，第2196、2197页。
[30] 《元史》卷九四《食货二》：“在湖广者，沅州五寨萧雷发等每年包纳朱砂一千五百两，罗管赛包纳水银二千二百四十两。”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381页。按：此事虽见于《元史》，然当是援宋时旧例。
[31] （宋）祝穆：《舆地纪胜》卷七五《荆湖北路·辰州》，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4页。
[32]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州县官吏》，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50—753页。
[33] 《宋史》卷一八六《食货下》，第4565页。
[34]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五》，第1073页。
[35] （清）詹应甲：《种药吟》，引自（清）松林、周庆榕修，何远鉴、廖彭龄撰：同治《施南府志》卷二八《艺文志·诗》，同治十年（1871）刻本，第459页。
[36] 刘孝瑜：《土家族》，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37]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卷八，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121页。
[38] （清）松林修，何远鉴撰：同治《施南府志》卷一○《典礼志·风俗》，第193页。
[39] 《全唐文》卷六五一元稹《钱货议状》，第6621页。
[40] 《宋史》卷八八《地理四》，第2196—2197页。
[41]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五》，第1073—1074页。
[42] 《宋史》卷八八《地理四》，第2196页。
[43] 《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南蛮三·盘瓠》，第3396页。
[44] （明）张翰：《松窗梦语》卷二《东游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页。
[45] （清）吴嗣仲续修，张官五等撰修：同治《沅州府志》卷三九《艺文下》，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644页。
[46] （清）潘清：乾隆《洪江育婴小识》卷一，转引自傅依凌《傅依凌著作集·明清社会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20页。
[47] （宋）朱辅：《溪蛮丛笑》，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页。
[48] 《全唐文》卷六五一元稹《钱货议状》，第6621页。
[49] （清）宋忠等修，许光曙等撰：同治《沅陵县志》卷八《里社》，光绪二十八年（1902）补版重印本，第204—205页。
[50] 米肇颐：《游罗子山记》，（清）席绍葆等修，谢鸣盛等撰：乾隆《辰州府志（二）》卷四一《艺文纂》，乾隆三十年（1765）刻本，第29页。
[51] 《新唐书》卷四一《地理五》，第1073页。
[52] 《宋史》卷八九《地理五》，第2226页。
[53]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六》第144册，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5609页。
[54] （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一六《黔州黔江县题名记》，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32页。
[55] 《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志》编撰领导小组编：《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卫生志》，内部发行，1986年，第171页。
[56] （唐）杜佑：《通典》卷一八三《州郡》，第957页。
[57]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一《巴志》第14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58]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二，第2422页。
[59] 《全唐诗》卷二三○杜甫《覆舟二首》，第2522页。
[60]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江南道》，第741页。
[61]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江南道》，第747页。
[62] 《元和郡县图志》卷三○《江南道》，第750页。
[63] 《全唐诗》卷三六二刘禹锡《武陵书怀五十韵》，第4887页。
[64] （宋）王炎：《双溪类稿》卷二三《又画一劄子》，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155册，第687页。注：鄂渚，今湖北武昌。
[65]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第1300页。
[66]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六》第144册，第5609页。
[67] 《全唐诗》卷一七三李白《江上寄巴东故人》，第1775页。
[68] 《全唐诗》卷二二一杜甫《最能行》，第2335页。
[69] 《全唐诗》卷二八三李益《江南词》，第3232页。
[70] 《全唐诗》卷三三二杨巨源《大堤曲》，第3716页。
[71] 《宋史》卷四九四《蛮吏二·西南溪峒诸蛮下》，第14194页。
[72]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六》第144册，第5609页。
[73] （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一六《黔州黔江县题名记》，第432页。
[74] 《我国麝香产量和利用概况》，《国内外香化信息》2007年第4期，第7页。
[75] （宋）洪咨夔：《平斋文集》卷一一《劝农文》，《四部丛刊续编·集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版，第15页。
[76] ［日］池田温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唐天宝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龚泽铣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