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明清间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直是学界不断关注和探讨的领域，主要包含“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个研究方向。回顾近三十年来的研究发现，学术界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于对“西学东渐”的研究，对由来华传教士所开启的“中学西传”历史的研究相对要薄弱一些，虽然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关于“中学西传”的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不过相比之下是无法与数量繁多的“西学东渐”历史研究成果相提并论的。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学者、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有过比较活跃的学术表现，二战至冷战期间进入低谷，整个20世纪50年代几乎没有任何有分量的著作问世，直到60年代才呈现复苏的迹象，相关著述和国际研讨会开始增多。从耿昇编译出版的《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可窥其间重要的国际研究成果。

进入90年代，该领域研究在欧美国家呈现出繁荣景象，有一批重要的著作产生，主要论述了16—18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亚洲，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在专题分析和综合研究方面均有重要突破。[1]例如：（1）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L'Europe chinoise）（1988—1989）以“东学西渐”的研究视角出发，以作者长期的教学与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宏观上全面论述了从唐代到清代中期千余年间中欧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影响，涉及了哲学、伦理、美学、文学、宗教、风俗等文化的各个层面，是一部全景概览式的著作。（2）维吉尔·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La Chine et la formation de l'esprit philosophique en France）研究了17—18世纪中西文化、思想、哲学交往，上编论述法国人通过入华传教士发表的日记、游记和信件等渠道来认识中国，以及耶稣会会士们在本国发表有关中国的著作，从而出现了“中国热”的高潮；还介绍了各教派在国内外的“门户之争”和长达2年的“中国礼仪之争”的情况。下编论述法国人认识中国历史的悠久，中国人在亚当之前就存在和中国在诺亚洪水之前曾有人居住等观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孔夫子的教理远播西方的情况，以及受中国的影响17—18世纪法国哲学思想的形成，并出现多位哲学家巨匠。[2]（3）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Chine et Christianisme：Action et réaction）一书研究的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3]（4）唐纳德· F.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第三卷共四册，其中第二册百科全书式地概述了欧洲17、18世纪有关亚洲的文献著述，亚洲文化开始影响欧洲人的思想与信仰，注重文献分析；第四册则专论中国与日本对欧洲现代文化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影响。[4]

同时在中国，研究中西关系史的学者开始走出“西学东渐”的框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涉足“中学西传”的领域，也着实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知道，长期以来许多学者专注于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研究，并且已有一批比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出版。相对而言，同一时期“中学西传”方向却很少有人问津。造成这种不平衡的研究现状有资料方面的原因。因为“中学西传”方向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主要集中在西欧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涉及拉丁、葡、法、西、英、德、意等近十个语种，给中国学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国内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方向的开拓者如陈受颐、范存忠、钱钟书、方豪等前辈，[5]大多有留学背景，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直接用外语就16—18世纪中国文学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后学树立了典范。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学者开始有机会走出国门，到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文献资料，到博物馆研究实物资料，部分重要的西文原始材料和近期的国际研究成果也陆续得以翻译出版，为这一方向拓展了研究空间。90年代以来，钱林森、张弘、谈敏、忻剑飞、许明龙、韩琦等中国学者开始重视中国文化对欧洲、对法国的影响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国内出版了一大批相关领域的著述，“中学西传”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效。[6]以下分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一 中学西传欧洲的整体研究[7]

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1949）是国内最早的一部汉学研究通史专著，首开中外关系史通史研究先河。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卷本）为17世纪中叶（明末）以前中国与欧、亚、非洲各国和地区往来关系的史料摘编，至今仍广为学界引用，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参考史料。[8]之后《国外汉学史》《欧洲中国学》，以及《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分别对西方中国研究的整体历史与现状做了较为系统的介绍和梳理，弥补了国内西方汉学通史研究的不足。[9]1.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重点探讨了西方早期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该书以古希腊、罗马对中国的认识为开端，从地理大发现、传教士入华着手，从认识和想象两个角度，从互动与交流的视野，梳理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知识和形象的形成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流互动。作者认为互动的交流，相互的影响，共同的创造，这是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根本性特点，并基于这样的认识将传教士在中国的整个活动和写作都纳入了欧洲早期汉学的历史，从而，将中国明清之际的中国天主教史和欧洲早期汉学的发生放在一个历史的平台上，给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一个全球化的视野。[10]2.许明龙的《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讨论的的内容正是中国文化西传和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后，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热”，把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乃至市井小民全都卷入其中，令他们如痴如醉，无限向往；思想家们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1]3.沈定平的《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揭示了来华耶稣会会士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及其国际影响，阐释了明中叶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所提供的良好文化氛围。主要内容包括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等。4.沈福伟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一书自中西交通的曙光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按照时间顺序，从广义文化的角度对新石器时代到目前的中西文化由初步接触到互相交融冲撞的历史作了全面而又颇有深度的系统介绍。[12]

有一部分“中学西传”相关的文献散落于汉学史的专著或学术文章中，如何寅及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程曦的《海外汉学兴衰管见》、胡志宏的《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刘正的《汉学在20世纪东西方各国研究和发展的历史》、桑兵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等等。近期最引人注目的这类资料性著作是《欧洲中国学》，此书以国别分类，其中的英国篇概述了英国中国学从17世纪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发展状况，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库。

在英文文本方面，英国汉学史著作很少，目前能找到的大概只有一本，即1989年巴瑞特在伦敦出版的一本小书《兴味索然的独一性：中文书与不列颠学者之简史》。[13]这部薄薄的小书最初是作者参加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召开的一次有关英国图书馆学的讨论会时提交的非正式论文，并非为整理英国汉学史而作。当时只有44页，后来作者做了一定充实后付梓。全书分为以下部分：中文书籍与真实的中国，早期欧洲汉学：伊比利亚时期，第一次中英接触，17、18世纪的英国，18世纪的俄国与法国，东印度公司汉学（East India Company Sinology），19世纪汉学家（Sinologists），19世纪伦敦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的英国、欧美崛起，战争时期的英国，战后英国汉学的扩展，英国的中国研究回顾、忽略的后果等。全书的基调与结论都指向一种倾向，即认为英国学者对汉学研究是“出奇的漠然”，重视度不高。这种对中国的商业兴趣浓于学术研究的倾向在后来英国学者撰写的相关文章中也基本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常常被拿来说明英国汉学不十分发达的理由。

除了专著之外，学界对英国汉学的论述多数是以论文形式展开的。例如，对英国汉学作整体研究的中文论文主要有：1.林佐瀚的《英国早期汉学发展溯源》，文章涵盖了16、17世纪至19世纪中期，提出了斯当东为“英国汉学之父”，马礼逊牧师为“英人研究汉学的一代宗匠”。2.陈尧圣在其《英国的汉学研究》论文中，简单回顾了19世纪英国汉学研究，重点在20世纪的描述。3.近藤一成的《英国的中国学》一文中，主要介绍了英国的中国学会以及设置中国学专业课程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概况，基本集中于20世纪。4.熊文华的《英国的汉学研究》则系统地论述了英国汉学自17世纪至今的研究状况，既有英国汉学家的介绍，又有汉语教学等专题研究，还包括各大学里研究机构的简介等。不过这一类的研究受论文篇幅所限，不可能展开深入的论述，大多是史实的简单陈述，基本倾向也是更多地着眼于20世纪的研究与介绍，旨在加强国内学界对英国汉学研究现状的了解，对于英国汉学“史”的研究则基本没有。

二 “中学西传”的国别研究

早年学术界张国刚的德国汉学、侯且岸的美国中国学、张静河的瑞典汉学研究开启了国别研究的先河，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又出版了一批国别汉学史的专著，对特定国家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与分析，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日益充实，如《法国汉学史》、[14]《日本汉学史》、[15]《日本中国学史稿》、[16]《俄罗斯汉学史》[17]和《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18]《俄国汉学史》和《俄罗斯汉学三百年》、[19]《荷兰汉学史》、[20]《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21]《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22]《朝鲜半岛汉学史》，[23]《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24]等著作。其中熊文华的《英国汉学史》梳理了三百年来英国汉学发展史，并对其中比较著名的汉学家有所介绍，尤其最后一章对史论及实践角度的英国汉学做了深入的分析，难能可贵。[25]

三 “中学西传”的个案研究

针对整个汉学界的某个专题的个案研究，如《华裔汉学家周策纵的汉学研究（列国汉学史书系）》，[26]《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和庞德》，[27]《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28]《巴拉第的汉学研究》，[29]《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30]《朗宓榭汉学文集》，[31]《卫三畏与美国汉与中国》等。[32]

近年来，英国汉学史领域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是针对汉学家及其著述的个案研究，所涉及的汉学家包括：马礼逊、麦都思、理雅各、伟烈亚力、威妥玛、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约瑟、翟理斯、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斯坦因（Sir Mark Aurel Stein，1862—1943）等等。早期的个案研究，多数是简单的生平简介，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从汉学家角度对他们做出系统的论述。例如，岳峰的博士论文《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以及王绍祥的博士论文《西方汉学界的公敌：英国汉学家翟理斯（1845—1935）研究》，都是真正把他们作为汉学家来研究的，而且对于原始资料的穷尽也颇为用功，是近年来难得的学术成果。

英文文献中值得推介的个案研究有美国吉瑞德的《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33]这一大部头搜集了丰富的文字及实物资料，其中不乏以前未被利用到的文献及其他资源，书的核心部分章节分布基本是按照理雅各的多重身份划分，如朝圣者、牛津大学教授、异教徒、翻译家、教育家等，从不同角度描绘了不同时期的理雅各，多角度地更为完整地论述了理雅各一生的贡献。[34]另有费乐仁（Lauren F.Pfister）的《力尽“人所当尽的本分”——理雅各及苏格兰新教与中国之相遇》[35]（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2003），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将理雅各的人生划分了不同阶段，全书的线索即为理雅各的传教士身份与学者身份的冲突、调适、发展，以及最后成为传教士汉学家的典范，作者重点关注了这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背后透视的苏格兰新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另外，也有不少针对某一本英国汉学文献进行研究的论文。例如黄时鉴在其《麦都思〈汉语福建方言字典〉论述》一文中，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语言学价值，指出它是西方人研究福建方言的第一部著作；张卫东的《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与张德鑫的《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与对外汉语教学》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这部作品，并指出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以及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贡献；董守信的《翟理斯和他的〈华英字典〉》介绍了翟理斯的汉学成就，并着重说明了这部作品在中外辞书编著史上的贡献。

四 “中学西传”的专题研究

此外，一些汉学史的专题研究也值得关注。《中国文化的域外解读》、[36]《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37]《中法文化交流史》、[38]《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39]《中国文化在俄罗斯》、[40]《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41]《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42]《汉学与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43]《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44]《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45]《京都学派汉学史稿》、[46]《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47]《汉学研究新视野》、[48]《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宗教史卷》、[49]《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50]《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51]《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52]《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53]《列国汉学史书系：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54]《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现状》、[55]《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56]《海外汉学书系：华乐西传法兰西》、[57]《国际汉学著作提要》、[58]《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59]《中英关系史论丛》、[60]《汉籍外译史》等著作。[61]

英文著作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张顺洪的British Views on China：At a Special Time（1790—1820）（《一个特殊时期的英人评华：1790—1820》），比较深入广泛地考察了一个特殊时期英国人对中国的评价。而且，不是只考察几个著名人物的看法，而是考察了作者当时在英国图书馆能够搜集到的几乎所有相关著者的看法，比较全面地揭示了1790—1820年间英国人述华、评华时存在明显的不同看法以及英国对中国评价的发展变化状况。这是不能通过简单考察几个著名人物的对华评价所能够发现或揭示的。[62]

还有针对整个汉学界的某个专题的研究，其有些涉及英国汉学文献的研究内容。1.张西平的《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其中第八章即为“中国宗教和哲学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2.蒲立本的《欧洲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第一阶段》中也有一定篇幅讨论伦敦会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对于汉语古音的构拟问题的研究。[63]3.王晓路的《西方汉学界的中国文论研究》等专著也有专门论述英国汉学家作品与贡献的章节。4.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一书，与国内其他使用二手资料而著的作品不同，这里作者通过对大量西方原始史料的梳理，提炼出16—18世纪中国天文学等传统科学和技术西传欧洲的历程，并探讨了中国科技对欧洲的贡献和影响。[64]

五 “中学西传”的译介及其研究

这一时期相关领域学术著作的汉译也逐渐丰富起来，马立安·高利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65]斯卡奇科夫的《俄罗斯汉学史》。[66]卫三畏的《中国总论》、[67]谢和耐的《中国人的智慧》、[68]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69]维吉尔·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70]《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71]史景迁的《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72]马国贤的《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73]闵明我的《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74]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与阿瑟·德·卡尔·索尔比的《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75]丁韪良的《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76]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的《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77]崔瑞德的《剑桥中国史》、[78]《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79]《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80]和《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81]《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82]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83]《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84]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等一系列海外汉学名家之作经由翻译家的译介开始进入中国，为更多学者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85]

关于近代早期中国与欧洲交往的具体史实以及中国文化对当时欧洲的影响，许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史专家已经做出了认真的考订、辨析与评价，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我们也看到其中尚有不足与缺憾。东西方学者在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影响时都将欧洲视为统一的研究对象，容易忽略西欧各国的个体特质。即便谈及国别影响，鉴于法国在汉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领域的研究也主要围绕法国展开。作为当时欧洲重要国家之一的英国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研究仍然是其中的薄弱环节，很少有研究专门谈论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而且大多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集中探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缺少中国文化对英国社会影响的整体把握与研究。实际上，如果将视角放公允一些，便很容易发现，英国在近代进程中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和借鉴虽然没有法国和德国那么具有代表性，但也有其独有的特点和影响。本书正是立足于此，考量16—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英国的历程，对近代早期欧洲刊行的“中国著述”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进行梳理，分析英国学人对此或赞扬或贬斥的回应之势，从而探讨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和作用。

---

[1] 希雷恩的《中国与18世纪的欧洲园林》（1990）、史景迁的《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1990）和《西方观念中的中国》、托马斯·李主编的《中国与欧洲：16—18世纪的形象和影响》（1991）、泰家懿与奥克斯·托比合编的《启蒙道德：莱布尼茨与沃尔夫论中国》（1992）和《发现中国：启蒙时代欧洲对中国的理解》（1992）、唐纳德· F.拉赫的《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1993）、道恩的《中国情趣》（1993）、库克的《莱布尼茨论中国》（1994）、孟德卫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与意义》（1994）、杜木兰的《中国植物于18世纪引进法国及其风土驯化》（1994）、马可·克雷邦的《西方哲学明鉴中反映出的东方》（1994）等。

[2] [法]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4] [美]唐纳德·F.拉赫、埃德温·范·克雷著，周宁等译：《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 陈受颐：《中欧文化交流史事论丛》，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Qian Zhongshu，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全三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6] 钱林森的《中国文学在法国》（1990）、谈敏的《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1991）、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1991）、范存忠的《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1991）、忻剑飞的《中国的世界观》（1991）、张弘的《中国文学在英国》（1992）、安文铸等编撰的《莱布尼茨与中国》（1993）、许明龙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主编，1993）和《欧洲18世纪“中国热”》（1999）、孟华的《伏尔泰与孔子》（1993）、卫茂平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1996）、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1997）、李天纲的《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1998）、韩琦的《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1999）、陈玮和王捷的《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1999）、王宁等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1999）、周宁的《2000年西方看中国》（1999）、史丹彪的《中国法律文化对西方的影响》（1999）、朱谦之的《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1999再版）。

[7]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张国刚、吴莉苇：《中西文化关系史》，张西平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重点探讨了西方早期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东西流水终相逢》，张星烺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卷本），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8] 张星烺著，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卷本），中华书局1978年、2003年版。

[9]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1949年印行，1989年上海书店出版影印本，2006年大象出版社再版；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黄长著、孙越生、王祖望：《欧洲中国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何培忠主编：《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0] 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西文化交流与西方汉学的兴起》，中华书局2009年版。

[11] 许明龙：《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第1版，2008年4月第2次印刷。

[12]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3] T.H.Barrett，Singular Listlessness：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British Scholars，London：Wellsweep Press，1989.

[14] 许光华：《法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15] 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6]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17] 李明滨：《俄罗斯汉学史》，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18] 李明滨：《中国文学俄罗斯传播史》，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19]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俄罗斯汉学三百年》，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20] 熊文华：《荷兰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21] 张西平主编：《德国汉学：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22] [英]傅熊著，王艳、[德]儒丹墨译：《忘与亡：奥地利汉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3] 刘顺利：《朝鲜半岛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24] 李雪涛：《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25] 熊文华：《英国汉学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26] 王润华：《华裔汉学家周策纵的汉学研究（列国汉学史书系）》，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27] 吴伏生：《汉诗英译研究——理雅各、翟理斯、韦利和庞德/列国汉学史书系》，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28] 李伟：《尼.雅.比丘林及其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4年版。

[29] 陈开科：《巴拉第的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30] 王国强：《中国评论与西方汉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31] 徐艳主编：《朗宓榭汉学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2] 赵春梅：《列国汉学史书系：瓦西里耶夫与中国》，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33] [美]吉瑞德著：《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Norman J.Girardot，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加利福尼亚出版社2002年版。

[34] 相关内容参见[美]吉瑞德著，段怀清译《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5] [美]费乐仁：《力尽“人所当尽的本分”——理雅各及苏格兰新教与中国之相遇》（Lauren F.Pfister，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彼得朗出版社2003年版。

[36] 张西平、顾钧编：《中国文化的域外解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7] 葛桂录：《雾外的远音：英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8] 耿昇著：《中法文化交流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9] 胡优静：《英国19世纪的汉学史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40] 李明滨：《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2年版。

[41] 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2] 吴伏生：《英语世界的陶渊明研究》，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

[43] 胡继明：《汉学与汉语言文学文献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4] 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45] 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46] 刘正：《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11年版。

[47] 李孝迁：《域外汉学与中国现代史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48] 顾彬：《汉学研究新视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9] 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宗教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0] 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1] 陈致：《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2] 张聪、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53] 宋绍香：《中国新文学20世纪域外传播与研究》，学苑出版社2012年版。

[54] 徐志啸：《列国汉学史书系：华裔汉学家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55] 张西平：《欧美汉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56] 李雪涛：《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新星出版社2014年版。

[57] 陈艳霞：《海外汉学书系：华乐西传法兰西》，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58] 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59]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0] 王绳祖编：《中英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1] 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62] 张顺洪：《一个特殊时期的英人评华：1790—1820》（Shunhong Zhang，British Views on China：At a Special Time 1790-182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63] [加]蒲立本著，张洁译：《欧洲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第一阶段》，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九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64]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65] [斯]马立安·高利克著，李玲等译：《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

[66] [俄]斯卡奇科夫著，柳若梅译：《俄罗斯汉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67] [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68] [法]谢和耐著，何高济译：《中国人的智慧》，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69] [法]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70] [法]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71] [法]沙畹著，邢克超、杨金平、乔雪梅译：《沙畹汉学论著选译》，中华书局2014年版。

[72] [英]史景迁著，夏俊霞等译：《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

[73] [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74] [西班牙]闵明我著，何高济译：《上帝许给的土地——闵明我行记和礼仪之争》，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

[75] [美]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阿瑟·德·卡尔·索尔比著，史红帅译：《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76] [美]丁韪良著，沈弘译：《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77] [法]弗朗索瓦·于连、狄艾里·马尔塞斯，张放译：《经由中国从外部反思欧洲——远西对话》，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

[78]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79] [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黄沫、杨品泉、思炜、张言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80] [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张书生、陈高华、谢亮生、一山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81] [英]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82]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3]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84] [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刘敬坤、叶宗敭、曾景忠、李宝鸿、周祖羲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85]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