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早期欧洲刊行的“中国著述”

第一节 大航海时代的中国行纪

13世纪初，蒙古部落在中国北方兴起。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蒙古民族随即扬起“上帝的神鞭”开始进行大规模远征。13世纪20至60年代，蒙古人三次西征以破竹之势打通了欧亚大陆，西方基督教世界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他们意欲了解关于蒙古人以及东方各国的情况，教皇于是委派天主教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东来，以传教为名打探情报，形成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次高潮。这批东行的传教士以方济各会会士为主，他们肩负着打探情报的使命远赴蒙古帝国，留下一批书简和游记作品，成为早期欧亚之间更为可靠、翔实的信息来源。

先是1245—1247年间，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2—1252）受教皇委派出使蒙古并顺利返回欧洲，著有《柏朗嘉宾蒙古行纪》（Ystoria Mongalorum）。1253—1255年，法国方济各会会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ouck，约1215—1257）受法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9）敕令出使蒙元帝国，依据东方见闻写出《鲁布鲁克东行纪》（Viaggio in Mongolia）。1271—1295年，意大利商人和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随父东游，后由其口述、比萨人鲁斯蒂谦（Rusticiano）笔录而成《马可·波罗行纪》。1289年，罗马教皇又派遣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若望·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1247—1328）前往汗八里（北京），留下与教廷的往来书简。1314—1328年间，意大利弗黎乌里（Friuli）人方济各会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86—1331）东行，后依据其东方旅行见闻口述，由他人转录而成《东方鞑靼奇闻》。[1]1338年，意大利佛罗伦萨人方济各会会士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li，约1290—1353年之后）受教皇指派率团出使元朝，回国后将其出使东方的回忆收入三卷本《波西米亚史》，后人辑录为《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即《马黎诺里游记》。[2]13世纪东来的方济各会会士们并未实现在华实施基督教大归化的抱负，更未能实现教皇之愿望——与中国建立持久的关系，但他们通过蒙古人打通的欧亚丝绸之路而打开了通向中国之门，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将所见所闻记述下来，勾勒出13—14世纪蒙古人的轮廓，这些行纪或游记作为了解蒙古的第一手资料，成为欧洲人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认识蒙古、了解东方的开始。

一 新航路开辟之前的中国绘景

1368年，朱元璋灭元建明，奉行“守边自固”方针。这时，奥斯曼帝国在小亚细亚兴起，逐渐控制了欧洲大陆前往东方的陆路交通，中西关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由于奥斯曼帝国的阻隔，欧洲运送香料的商队受到沿途层层关卡的盘剥，几乎无法前往亚洲进行有利可图的贸易。欧洲与东方国家的贸易往来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停滞。欧洲人迫切需要开辟一条新的商路通往东方，以便将东方的香料带回欧洲。随着制图学、航海术和造船术的不断发展，远洋航行成为可能。海外探险和跨洋贸易越来越频繁，海外行纪，尤其是东方游记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一）柏朗嘉宾与《蒙古行纪》

柏朗嘉宾1182年生于意大利佩鲁贾（Perugia）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圣·方济各（Francesco d' Assi，1182—1226）的挚友，也是方济各会（小兄弟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第一位进入蒙元帝国的方济各会会士。[3]1221年，他被派往日耳曼、西班牙等地执行圣命，1245年4月16日，65岁高龄的他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1195—1254）之命，从里昂启程奔赴拔都的大本营——伏尔加河流域。先到达波兰的布雷斯劳，携其波兰教友贝内迪克特（Benedict）和翻译本笃（Benoît）一并出使蒙古。他们克服不懂语言、没有地理向导、不了解蒙元情况等障碍，一路向东跋涉，最终于1246年4月4日到达钦察汗国的缔造者拔都（Batu，1209—1256）设在伏尔加河畔的西蒙古幕帐。7月22日，抵达哈拉和林（Qara-Qorum）近郊的营地“昔剌斡鲁朵”，有幸参加蒙古定宗贵由汗（1206—1248）的登基大典。[4]不到四个月时间里，柏朗嘉宾一行拜见了贵由及中书右丞相镇海等人，一直停留到11月13日才离开哈林和林回国，1247年11月24日返回里昂。[5]

13世纪，蒙古人西进，征服了东亚和中亚大部分地区。1236年，蒙古铁骑消灭卡马河畔的不里阿耳突厥王国，1238年攻陷莫斯科，1239年征服南俄罗斯草原，1240年灭乞瓦（基辅国），1240—1241年甚至打到勃烈儿（波兰）和马札尔（匈牙利），一度逼近奥地利维也纳的近郊。波兰人与日耳曼人联合抵抗蒙古人的征战，也于1244年惨遭失败。[6]西方基督教世界对此惶恐不安，急欲派人打探蒙古人的军事动向和社会情况，以制定抵御良策。这正是教皇派柏朗嘉宾出使蒙古的主要原因。当然，教皇也希望蒙古人能皈依基督教、接受洗礼，甚至还想与之结盟。从某种意义上，柏朗嘉宾肩负着教皇“军事密探”的身份。所以他每一处所经之地都留下了大量记录，此次出使并未达到预期的传教目的，但是完成了一名“密探”肩负的蒙元帝国国情调查以及军事情报的刺探任务。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历时两年半，返欧途中，于罗斯写下《蒙古行纪》的出使报告递交教廷。[7]报告共九章，前八章描述了蒙古人的国家、气候、习俗、宗教、性格、历史、政策、战术以及对抗他们的最佳方案，第九章介绍了他途径的地区。其中既有蒙古人有关战争、军队、武器等军事详情，也涉及其王室宗系、宗教信仰、地理情况、生活方式以及通往东方的路线等方面。

《蒙古行纪》以拉丁文成书后多次转抄、翻译和再版，先后出版了拉丁文、德文、英文、俄文和法文，是《马可·波罗行纪》诞生之前欧洲人了解蒙元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8]《蒙古行纪》有两个著名的修订本，一是柏朗嘉宾本人编写，修订本现存都灵国家图书馆（the Turin National Library），二是《蒙古关系史》（Tartar Relation），在第二修订稿（the Second Redaction）基础上编撰而成。[9]当然，由于柏朗嘉宾此书的目的是为了说服罗马教廷进行备战，阻止蒙古人西征进程，并呼吁对蒙古人先发制人，所以他多次渲染蒙古人及其所征服的东方诸民族残暴成性和诸多陋习，极力丑化和歪曲蒙古人。因此，书中的某些说法并非作者真实见闻。

作为中世纪第一位出使蒙元帝国的西方使节，柏朗嘉宾来华时间要早于鲁布鲁克、马可·波罗或鄂多立克等人。他的出使报告是西方第一部介绍蒙元帝国和东方国家舆地学和人类学知识著作，首次向西方披露了东方民族及其分布情况，成为当时欧洲人获取中国信息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记载的资料至今仍为学界视为研究蒙元历史和中国北方地区的珍贵参考文献。他带回的贵由写给教皇的回信，也是蒙古皇帝写给欧洲权贵的首封“国书”。[10]

（二）鲁布鲁克与《东行纪》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沟通了西方世界与蒙元帝国的交往渠道，之后两端的关系发展虽然缓慢，却未曾间断。1253年，圣方济各会会士鲁布鲁克受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14—1270）之敕令出使蒙古，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位官方使者”。[11]关于鲁布鲁克这位传教士，同时代的作品没有留下与他相关的记载，我们只能从他的《东行纪》中了解他在蒙古旅行的一些情况。他可能1215年生于法国佛兰德（Flandre）鲁布鲁克镇，其名字即由此而来。据《东行纪》描述，1253年5月7日他携带法王致蒙古大汗信函，从君士坦丁堡出发出使蒙元帝国，与3名陪同人员一起先到钦察草原拜见拔都长子撒里答（Sartaq，？—1256），因为路易九世风闻撒里答刚刚皈依基督教。[12]鲁布鲁克出使蒙元帝国期间，以使节的身份受到蒙古多个汗国可汗的召对、接待。1253年7月31日，鲁布鲁克到达钦察汗国撒里答汗的幕帐并受到接见，同年12月2—3日，经由准噶尔盆地的阿拉湖，进入元定宗贵由汗的领地，12月27日，抵达元宪宗蒙哥汗（Mangu）宫廷，先后6次受到元宪宗接见。鲁布鲁克请求留在蒙古地区传教，遭到蒙哥婉拒，因此不得不返回，1255年8月15日返回的黎波里（Tripoli，在今黎巴嫩）。当地大主教不许他立即回到法国觐见法王路易九世，命他将出使经历撰成文稿，另派人转呈法王，他不得不以长信的形式写下了蒙古行程，这便是《鲁布鲁克东行纪》的由来。[13]

除了罗杰·培根的记述，我们没有其他任何关于鲁布鲁克的史料。1598年，理查德·哈克卢特（Richard Hakluyt，约1552—1616）从卢门莱爵士（Lord Lumley）所收藏的手抄本中刊印了鲁布鲁克报告的一部分。[14]自第一个不完整的拉丁文版以来，各种译本、注释本和研究著作层出不穷。1625年，普察斯（Purchas）依据剑桥伯涅特学院（今基督圣体学院）收藏的另一个手抄本全文刊布，收录在《朝圣者丛书》中。1839年，巴黎地理学会（Société de Geographie）在《行纪和记录集成》第四卷（Recueil de voyages et de mémoires，Ⅳ）刊行了一个权威的完整版本，此版不仅综合了哈克卢特和普察斯的印本，还参考了当时的另外五种抄稿本，三个藏于基督圣体学院，一个藏于大不列颠博物馆，另一个藏于莱顿大学。[15]但是，这些抄本之间文字表述差别不大，看得出来源相同。至于各种语言的译本，都是根据哈克卢特或普察斯版本翻译而成。[16]1900年，由柔克义[17]翻译的英文版（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1253-55）由哈克卢特学会出版。[18]

关于鲁布鲁克出使蒙古的真正使命，《东行纪》的前言部分，鲁布鲁克开篇便讲：

鲁布鲁克的教友威廉，小兄弟会中之最贱者，向优秀的君王、最信仰基督的路易士、上帝护佑的法兰西名王，致以敬礼，祝愿他为基督而永远获胜。

……且不管我是采取何种方形式，既然在我向你告辞时，你吩咐我把在鞑靼人中的见闻向你报告，而且还告谕我说，不要怕写长信，所以我按你对我的吩咐办，虽然有所畏惧和腼腆，因为为应当写给如此伟大一位国王，所用的适当词汇，没有浮现在我思想中。[19]

由此可见，鲁布鲁克的确是受法王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并带有刺探蒙古人军事动向的目的。鲁布鲁克要求留下传教，不过是意欲以此为掩护，收集蒙古人的情报。

这是另一部欧洲人记录蒙古帝国的早期著作，由于“他是一个罕见的观察力较强的人，具有一位艺术家的气质和眼睛……他写出的游记成为整个游记文学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游记之一”[20]。出使报告共分38章，基本以西方人对蒙古帝国以及东方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关注问题为中心而展开。鲁布鲁克以其敏锐的观察、细腻而生动的文笔描述了蒙古的风土人情，以及他本人的种种活动。书中介绍了蒙元时代的撒里答、拔都和蒙哥等蒙古政要的情况，还详细描写了蒙古人衣食住行、女子、司法、丧葬等习俗，提及可萨突厥、阿兰、撒拉逊、库蛮、斡罗思、吐蕃、契丹等民族的情况，其中很多内容都是首次向西方人披露。[21]与以往的中国记述相比，《东行纪》有三个突出的优点：第一，他第一次解释清楚了长期以来被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混淆的中国地理名称和居民的对应关系。他从丝的产地推测出“契丹”和“赛里斯”是同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被称作赛里斯人（Seres），蛮秦（Machin）指中国南部；第二，他介绍了中国文化中以往很少被注意到的领域。他提到中国的书写和文字，这是马可·波罗等中世纪旅行家未曾提及的信息。他观察到中国的医师很熟悉草药性能，能熟练地诊脉行医，但他们不用利尿剂，也不知道检查小便。而且，他还提到当时契丹的一种绵纸材质的钱币，那是忽必烈之前通行的纸币，至今未找到实物；第三，他澄清了西方社会关于东方宗教情况的误传。来华之前认为撒里答是基督徒的消息根本是讹传，蒙哥汗、贵由汗等人都不是基督徒，只是对待基督徒比较友善。虽然“蒙古人极力弱化各部落的自我认同，但在宗教信仰方面却表现得非常宽松”。自成吉思汗时代起，“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都是各随其好”[22]。

在13世纪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历程中，《东行纪》是非常重要的文献。盛志评价说“鲁氏旅行记为中世纪行文之白眉，虽柏朗嘉宾亦逊一筹”[23]。

（三）“世界奇书”——《马可·波罗游记》

1271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改国号为“大元”。同年11月，年仅17岁的马可·波罗随父亲尼科洛（Nicholo）和叔叔马费奥（Maffeo）一行从威尼斯出发前往中国，他们在地中海阿迦城登陆，沿古丝绸之路东行，途经两河流域、伊朗全境、穿越帕米尔高原，经过艰辛的旅程终于在1275年5月到达元上都，此后又到大都。[24]他深得忽必烈赏识，在元朝游历了17年，一直以客卿身份活跃于元朝宫廷和上流社会。直到1292年，马可·波罗奉命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波斯伊儿汗国阿鲁浑汗（Arghun，1258—1291），随后从波斯返回欧洲，1295年抵达威尼斯，1298年参加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的海战，战败被俘，在热那亚狱中口述其蒙古之旅的所见所闻，由其狱友比萨人鲁斯蒂谦（Rustichello）以普罗旺斯语写出《马可·波罗行纪》（Description of the World，1298-1299）。[25]《行纪》记载了作者亲历东方所见所闻，还记录了一些道听途说甚至想象中的事物。因此，马可·波罗笔下的亚洲带有很大的夸张描写。比如，他对杭州的描写：

这里各种大小桥梁的数目达到一万两千座，那些架在大运河上，用来连接各大街道的桥梁的桥拱都建得很高且建筑精巧，竖着桅杆的船可以在桥拱下顺利通过。同时，车马可以在桥上畅通无阻，而且桥顶到街道的斜坡造得十分合适。[26]

书中还有一些夸张的描述，杭州这一段最为典型。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对马可·波罗来过亚洲一事深信不疑，由其经久不衰的发行量可以看出。

《行纪》出版后很快被翻译成其他欧洲语言，广泛传播，为作家们提供了大量事实和想象参半的新资料，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这在当时印刷术还没有应用的欧洲十分难得。原书已佚，据统计，《行纪》自诞生以来便有大量抄本流传，约计150个版本传世。[27]15世纪中后期，随着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诞生，最终出现了活字印刷本。最早的版本便是1477年纽伦堡出版的摇篮本（德文版），1481年奥格斯堡德文再版。[28]之后1485—1490年间，多明我会会士弗郎西斯科·皮皮诺（Francesco Pipino of Bologna）翻译拉丁文版《东方地区的风俗和趣闻》（The Liber de consuetudinibus et condicionibus orientalium regionum），由出版商杰拉德·德·李（Gerard de Leeu）在安特卫普出版。1496年以威尼斯官方文字初版，[29]到1672年威尼斯文译本增至9次再版。[30]16世纪出版了约计16个版本，1502年葡萄牙文版出版，第二年卡斯蒂尔文出版，1532年另一种拉丁文译本在巴塞尔出版。[31]17世纪，《行纪》新版本仍不断涌现，拉丁文译本再版2次，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各出版1次，足见该书受欢迎的程度，同时也说明当时欧洲人完全接受了书中内容。

《行纪》最初由两部分组成，个人历史和各地情况。之后，皮皮诺将其译成拉丁文，内容分成三卷。法国人颇节（Guillaume Pautheir，1801—1873）译成法文时将其分为四卷，此后学者皆仿此例。《行纪》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中国的人民和物产，使欧洲人了解到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建筑技艺进步的中国。该书丰富了中世纪欧洲对东方中国的认识，对中西交通史影响很大。哥伦布曾在《行纪》的空白处写满注释，正是在它的影响下，立志东游，而意外发现了美洲新大陆。[32]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H.Wells）说：“欧洲的文学，尤其是15世纪欧洲的传奇，充满着马可·波罗故事里的名字，如契丹、汗八里之类。”[33]这部东方游记为英国作家提供了充足的创作素材，后世数不清的学者志士从中汲取灵感。

（四）马可·波罗之后的来华传教士

13世纪后期，欧洲大陆又起一波传教士东来高潮。1289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若望·孟高维诺（Giovanni de Montecorvino，1247—1328）受教皇尼古拉四世（Pope Nicolaus Ⅳ，1227—1292）派遣，前往元朝传播天主教。经过漫长而又艰难的旅行，1294年才到达元大都，受到忽必烈的召对，并被允许在京传教。由于传教成绩显著，1307年，罗马教皇克莱芒五世（Pope Clement Ⅴ，1264—1314）为其特设汗八里（Cambaluc，今北京）总主教一席，成为东方第一个天主教教区的创始人，归化了大批信徒，其中包括蒙古汗国汪古部（Onghut）亲王阔里吉思及其部族。[34]1328年，若望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此时，中国约有天主教徒1万人，主要集中于北京和泉州两地。孟高维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首任主教，也是方济各会士们在中国所获得的最大成功”[35]。他一生致力于传教，在华传教34年虽未有关于东方的行纪、游记刊布，却留下与教廷的往来书简，其中1305年正月八日和1306年2月的两封书简记录了当时中国境内两大派基督教的情况，可资了解蒙元时期的景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情况。

1314年，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鄂多立克开始东游布道，1321年到达印度，由此经海路赴中国传教布道，1322—1328年间旅居中国。登陆广州后，他由南向北穿越泉州、福州、杭州、南京、扬州多地，最后到达元大都，受到大汗召对并会见了孟德高维诺。在北京居留六年，奉命返回欧洲招募新一批来华传教士，1330年取道陕甘、西藏，横断亚洲大陆，经波斯返回意大利阿维尼翁（Avignon）。1331年，他在病榻前口述完东方旅行经历便辞世，享年仅45岁。据英国学者玉尔（Henry Yule）统计，目前藏于欧洲各国的《鄂多立克东游录》抄本计76个，尚未有一个经过权威校订的版本。该书对北京、泉州、杭州、长江、戈壁、西藏有着准确而细致的描述，弥补了《马可·波罗行纪》的不足。他第一次将杭州称为“远东的威尼斯”[36]，另有“于钱塘江上见渔人以鹈捕鱼，于杭州见缠足女子，富贵之家，蓄长指爪”等描写开始传入欧洲。[37]唯其在中世纪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影响，鄂多立克与马可·波罗、伊本·拔都他（Ibn Khordadbeh，c.820—912 CE）、尼哥罗·康蒂（Niccolò de' Conti，1395—1469）并称为“中世纪四大游历家”。

1338年，教皇本笃十二世派若望·马黎诺里（Jean de Marignolli，约1290—1353年）率使团出使元朝，1342年抵达汗八里，居留三年后请辞回国，1354年受德皇卡尔四世（Karl Ⅳ，1316—1378）敕令修改波西米亚编年史，将其出使东方的回忆收入书中，所著三卷本《波西米亚史》最后一卷即为元朝见闻，后人辑录题为《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即《马黎诺里游记》。若望·马黎诺利与若望·柏朗嘉宾、若望·孟德高维诺并称“元代进入中国的方济各会士中的三‘若望’，是元代方济各会士入华高潮中的三位典型代表人物，是沟通中西关系的探路人”[38]。

13—14世纪，往返于东西方的使节、旅行家、传教士和商人留下了一批关于中国的游记、行纪，这些记录对欧洲人的东方认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以上著述的爬梳、整理，可以捕捉到蒙元社会的信息和资料，丰富和拓展蒙古史研究，所以，这些行纪历来为中外关系史学者和蒙古史学者所重视。

二 新航路开辟之后的中国文献

葡萄牙在全球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1415年，葡萄牙人便穿越了直布罗陀海峡，到达北非，占领了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贸易城市休达。[39]15世纪欧洲航海业迅速发展，葡萄牙和西班牙为海外扩张而激烈角逐。葡萄牙人最早开辟了绕行非洲通往亚洲的新航线，1553年，他们在澳门建立据点，努力向中国内地发展。西班牙人沿着反向线路找寻通往东方的航道，他们横渡大西洋、太平洋，开拓了一条西班牙—墨西哥—吕宋（菲律宾）—中国的新航线。[40]伊比利亚人开辟的新航线打破了欧洲与东方之间的商贸往来僵局，改变了奥斯曼帝国对地中海贸易通路拥有唯一控制权的垄断局面，世界贸易格局开始转变。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率先搜集各种与亚洲相关的地理和人文资料，关于中国的资讯逐渐丰富起来，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国的外交家、商人及传教士相继沿着新航路来到东方，他们从亚洲写回本国的报告、记录以及书简，成为研究海外殖民史以及同时期亚洲各国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

1539—1563年间，葡萄牙编年史学家若望·德·巴洛斯（João de Barros，1496—约1570）在他的历史巨著《亚洲》（Terceira Dècadas da Asia）中第一次介绍了中国的长城，[41]同时介绍了葡萄牙在亚洲的活动及其对中国的认识。同时期，葡萄牙多明我修士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c.1520—1570）在《中国志》（Tractado em que scecõtam muito por estẽso as cousas da China，1570）中介绍了长城，以及自己在中国南方旅行见闻，填补了《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的缺失。[42]葡萄牙旅行家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ca.1514—1583）在《远游记》（Peregrinação）中也极力赞美长城的雄伟，并称赞了壮观的北京城。[43]葡萄牙史学家费尔隆·罗柏斯·德·卡斯特涅达（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在《葡人发现和征服印度史》（Histo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Postuguese）提到印度的香料，也提到各种中国的精美物品。[44]

16世纪初，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之后，开始派使与中国交往。1517年，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使臣多默·皮列士（Tomè Pires）到达广州。期间，葡萄牙人获取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消息。1512—1515年，皮列士来华之前依据在马六甲和印度搜集的资料撰写了《东方志》（Suma Oriental）一书，专辟一章记述中国，这是由葡萄牙人撰写的第一部较完整的描述东方国情的地理文献。[45]1575年，西班牙圣奥古斯丁会修士马丁·德·拉达（Martín de Rada，1533—1592）《马丁·德·拉达札记》（Las Cosasque los Padres Fr.Martin de Rada）记述了自己到中国的旅行，包括福建行程及返回马尼拉，同时也简述了中国的国情。1577年，伯纳迪诺·德·艾斯加兰蒂（Bernadino de Escalante，ca.1537—after 1605）出版了《记葡萄牙人在东方诸国和省份的航行》（Discriso de la Navegacion que los Portugueses Hacen a los reinos y provincias de Oriente，塞维尔）。[46]1579年，约翰·弗朗布吞（John Frampton）的英译本在伦敦发行，题为《中华帝国概述》。艾斯兰加蒂主要参考了达·克路士的《中国志》以及德·巴洛斯的《亚洲》书中关于中国的描写，如长城、饮茶、使用筷子、妇女缠足等，此外加上他在里斯本期间获取的海航故事。西班牙人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开篇便说葡萄牙人对中国的报道不尽人意，而西班牙人才能清楚和真实的加以揭示。实际上，门多萨参考了克路士、巴洛斯等葡萄牙人的著述，同时也从马丁·德·达拉等人的游记中补充资料。

（一）克路士与《中国志》

葡萄牙圣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是第一位进入中国大陆的葡萄牙传教士。他生于葡萄牙恩渥拉（Evora），在阿泽堂（Azeitão）修道院被纳入圣多明我会，1548年作为12名多明我教师团的一员，追随副主教迪奥戈·伯慕德斯（Friar Diogo Bermudes）乘船前往亚洲，先后在印度果阿、马六甲及柬埔寨传教，1556年冬到达广州，在广州居留数月后被驱逐出境，1569年返回葡萄牙。虽然克路士只在广州一带盘桓月余，但却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仅搜集到欧洲人关于中国的各种著述，还请人将部分中国地方志或其他中文著作翻译成葡萄牙文。他依据这些资料以及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写就《中国志》。实际上，克路士在前言中坦诚：“自己读了一份由一个在中国内地游历过的被俘贵族所写的稿子”[47]，又在第八章指出此人是葡萄牙商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1548年伯来拉曾随迪奥戈·佩雷拉自马六甲赴暹罗，再转至中国沿海贸易，伯来拉将自己在华多年的经历写成《中国报道》（Algumas Cous as Sabidas da China）。[48]《中国报道》虽未能在葡萄牙出版，但是，自16世纪诞生之后，稿抄本流传甚广，意大利文和英文版分别于1565和1577年出版，同时期的史学家都曾受其影响，在欧洲也产生一定影响。[49]

1569—1570年在葡萄牙埃武拉（Evora）刊行的《中国志》被称为“第一部在欧洲出版的有关中国的专著”，之前的《马可·波罗行纪》主要记述“东方的国土和奇异事物”，而不是专记中国的奇闻异事。[50]费尔隆·罗柏斯·德·卡斯特涅达、若望·德·巴洛斯以及达米奥·德·戈额斯（Damião de Goes）在记述葡萄牙人在东方探险的通史中，只是一部分提及中国，而《中国志》全书十之八九都是专论中国，只有文末出版商增加的附录《霍尔木兹市建立及其国王的编年史》除外。这部著作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葡萄牙中国观的根本改变，因为同一时期大部分葡文文献都表示出对中国的仰慕，与初期声称数百兵员便可征服半个中国的心态不同。

《中国志》简要总结了当时葡萄牙人获得的有关中华帝国的信息，介绍了在华传教活动和葡萄牙人来华贸易情况，同时对中国事物的伟大表现出惊奇和崇拜的心情。“中国人口众多，疆土辽阔，治安和管理都一流，物产丰富，不仅黄金、宝石等贵重物品很多，主要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农庄和物质也甚丰盛。”[51]此外，克路士对中国的生活和风俗做了很多考察，对历史地理也做出了生动的描写，补充了马可·波罗遗漏的诸如长城、茶饮的方法、妇女缠足、鸬鹚捕鱼，甚至还有中国文字的特色等内容。实际上，克路士在广州停留的几周时间比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的许多年更有借鉴价值。后来的学者不常引用《中国志》，原因之一便是不容易找到它。这部葡萄牙著作发行之年，正值欧洲大规模流行瘟疫，因而未能广泛流传。而且由于葡萄牙语文献在历史上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很长时间内，研究东方史的学者都认为在马可·波罗和门多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著述之间，欧洲没有出版有价值的“中国著述”。实际上，以葡语写作的作家，其作品从来没有在葡萄牙以外的地区流行，因为他们很难与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出版物竞争，导致许多早期葡萄牙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行纪和游记被忽略。英国学者C.R.博尔舍追溯到十种有记录可循的抄本。大英博物馆（2种），法国国立图书馆（1种），里斯本国立图书馆（2种），里斯本德·阿修达（de Ajuda）图书馆（1种），维拉—维索萨（Vila-Viç osa）布拉根萨（Bragança）馆（1种），里斯本科埃略（Coeçl-ho）图书室（1种），上海费希尔（Fischer）藏书（1种，1941年），博克舍（C.R.Boxer）的克里斯蒂—米勒及莱切斯特·哈模斯渥特抄本（Christie-Miller & Leicester Hamsworth copy）。[52]

由于葡萄牙文文献传播渠道受限，《中国志》出版后并未在欧洲引起广泛关注，对其推广传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门多萨在书中坦承他借鉴了“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一个圣多明我会葡萄牙人，他到过广州城，在那儿写下有关该国的许多事物，而且很留意，为在撰述本书的过程中很多事情都引用他”[53]。只是，门多萨并未明确指出参考借用克路士的具体章节。另有修士哲罗尼姆·罗曼在其《世界各国志》（Republicas del Mundo，1595）书中描述中国和中国人的时候也大量引用克路士的《中国志》。与门多萨不同的是，他会指明相关的篇章。可惜的是，罗曼的著作远不如《中华大帝国史》那么畅销，因此对《中国志》并未起到多少推介的作用。《中国志》的一个节译本曾收录于普察斯《朝圣者丛书》（Purchas His Pilgrims，伦敦1625年版）第三部。

（二）平托与《远游记》

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是葡萄牙游历家、小说家，有着丰富的东方探险经历。他1514年左右生于旧蒙特莫尔（Montemor-o-Velho），1527—1558年间游历东方，到过东南亚、印度、中国等地，期间做过非法商人、海盗、雇佣兵、奴隶，曾首任葡萄牙驻日大使。在中国海域做强盗时，沉船被俘，被判处苦力，后由于蒙古人入侵而获自由。在一系列冒险经历之后，他希望成为一个耶稣会会士，1553—1556年间加入耶稣会。[54]1558年，他结束了历时21年的游历生活返回故乡，1583年卒于里斯本对面的阿尔玛达（Almada）的普拉加尔（Pragal），临终前将所有财产捐赠给耶稣会。[55]

晚年时，平托感到时日无多，开始凭记忆撰写自己早年东方探险的经历。《远游记》手稿约成于1576年，1603年提交宗教裁判所审查，直至1613年6月16日才获印刷令，距离作者去世已有30多年，1614年葡萄牙文初版刊行，该书出版后深受欢迎，不久即被转译成多种语言，广泛流传。[56]初版之后1620年西班牙文付梓，1625年英文节译本刊行，1628年法文版面世，1617年荷兰文出版，1653年英译本（Pilgrimage）在伦敦刊行，1671年德文版刊行。据不完全统计，自《远游记》问世以来，各语种译本的全本、节译本共计170多种，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

平托文笔流畅、行文优美，全书共设226个章节，第八十至一三一章为穿越中国，其中对中国文明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是书为平托的自传体历险小说，被列为海外发现类文学游记作品，虽非史书，却从文学作品的角度为学者提供了同时期编年史记录之外的一些珍贵史料，例如双屿港被毁、葡萄牙人被逐出福建的起因以及澳门的起源等。[57]本书不仅在葡萄牙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也为近代早期欧洲人了解中国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来源，同时对于研究明朝中外交通史、葡人入华史等历史也有其史料价值。

（三）门多萨与《中华大帝国史》

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西班牙奥斯丁会修道士、历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家、汉学家，1545年出生在西班牙的多莱西亚·德加麦罗斯（Torrecilla de Cameros），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17岁远渡重洋来到墨西哥，1564年在新西班牙首都的修道院加入奥古斯丁修会。在修院中，他热心传教的同时，也潜心学习神学、语法及艺术，积累了在异域开拓事业的经验和能力。门多萨在墨西哥期间，正逢西班牙征服菲律宾之际，彼时，墨西哥成为西班牙向菲律宾和东方国家派遣传教士和官员的中转站，也是外派人员返回西班牙的必经之地，自然而然成为有关菲律宾和东方国家各类信息和传闻的集散地。

1573年，菲律宾奥古斯丁省教区的大主教迭戈·德·埃雷拉（Diego de Herrera，1538—1596）受菲律宾总督之托返回西班牙，意图争取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Philp Ⅱ，1556—1598年在位）对东方传教活动给予更大的支持，途径墨西哥时，结识门多萨，欣赏他的才华与学识，于是邀请门多萨一同前往西班牙。1574年9月14日，埃雷拉一行觐见腓力二世，说服国王同意向中国派遣使团。1581年，门多萨奉命率领西班牙使团携带腓力二世致中国皇帝的御函和赠礼离开马德里。6月6日，使团到达墨西哥，然而，北京之行却因故未能成行。[58]1582年，门多萨不得不从墨西哥返回西班牙，腓力二世和当时西印度院主席安东尼奥·德·帕迪利亚·梅内塞斯（Antonio de Padilla y Meneses）鼓励他撰写一部关于中国国情的著作。

1583年门多萨应召出使罗马教廷，觐见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ⅩⅢ，1502-1585）之时，讲述了奉命出使中国之事，当时天主教意欲在东方拓展势力，亟需一部详尽介绍中国社会的资料汇编来制定对华政策，于是教皇也敦促他写一部介绍中国的著作。是故，《中华大帝国史》首版刊行于罗马。[59]之后，1586年，门多萨又一次受命前往拉丁美洲卡塔赫纳（Cartagena）传教。1589年，再度奉召返回西班牙，被遴选为卡斯蒂利亚省教区奥古斯丁教士大会会长。1593年，再次前往意大利，被任命为西西里岛利巴利的主教。1596年，回到西班牙，在塞尔维亚和托莱多等地负责传教事宜。1607年，他再次前往美洲，被任命为恰巴斯省的主教，不久又被派去波巴延教区，直至1618年逝世。[60]

门多萨收集和整理了前人有关中国的使华报告、信札、著述等资料，充分阅读并广泛接触同时代的中国资料，走访到过中国的西班牙人，历时两年终写成《中华大帝国史》，较同时代的其他“中国著述”，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全面。特别是一些中国典籍的译文参考，使得他的著作更加翔实可靠，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门多萨本人没有造访过中国的缺憾。门多萨对中国的认识有赖于葡萄牙传教士若望·德·巴洛斯的《亚洲》（Terceira decada da Asia）、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 da Cruz，约1520—1570）的《中国志》（Tractado emque se cōtam muito pol estéco as cous da China）、[61]西班牙圣奥斯定会菲律宾省省长（Order of Saint Augustine）修士马丁·德·拉达的《马丁·德·拉达札记》等著作，[62]此外还得助于西班牙修道士赫罗尼莫·马林与米格尔·洛尔加的在华见闻《信史》（Verdadera Relacion），西班牙方济各会会士彼得罗·德·阿尔法罗（Pedro de Alfaro）以及方济各会会士马丁·伊格纳亚奥·罗耀拉（Martín Ignacio de Loyola，1550-1606）等人关于中国的札记。[63]为了表明这些参考资料对他写作的重要意义，门多萨将该著作命名为《据中国史书记载以及走访中国的教士和其他人士记述编撰的中华大帝国奇闻要事、礼仪和习俗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como por Relaction de Religiosos，yotras Personas，quean estado en el Dicho Eeyno），中文译名为《中华大帝国史》。[64]

尽管门多萨未曾亲历中国，却并不影响他撰写出一部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中国著述。全书分两部六卷27章，书中资料都是各种中国情报的再次加工，以其真实而详尽的介绍和描述获得广泛认可。其中第一部分第3卷第16章，以“这个国家的印刷术远早于欧洲”为题，推测了印刷术西传的路线。关于中国发明印刷术这一结论对后世影响很大。16世纪法国史学家路易·勒·罗杰（Louis le Roy，1510—1577）、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圣索维诺（F.Sansovino，1521—1586）及散文家和思想家蒙田（M.de Montaigne，1533—1592）都承认中国在古腾堡之前发明了印刷术。[65]蒙田在《散文集》中称：“我们惊呼为奇迹的火炮和印刷术，世界另一端的中国早在一千年之前就享用了。”[66]钱钟书先生根据门多萨之前欧洲很少有著作提及中国印刷术这一事实，认为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范·林斯霍滕（Jan Huyghen van Linschoten，1563—1611）在《通向东印度之旅》（John Huighen van Linschoten，his discours of voyages into ye Easte and West Indies，1598）和拉雷爵士（Sir Walter Raleigh，1554—1618）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614）书中所使用的的材料均取自《中华大帝国史》。[67]

1585年，《中华大帝国史》西班牙文初版在罗马刊行。一年后，弗朗切斯科·阿万佐（Francesco Avanzo）意大利文译注修订本在威尼斯出版（书影参见附录图2），随后拉丁文和德文版刊印，1588年英文版和法文版发行。1585年初版至16世纪末，该书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德文、拉丁文、英文、法文、葡萄牙文、以及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共发行46版，是16世纪有关中国自然环境、历史、文化风俗、礼仪、宗教信仰以及政治、经济等概况最全面、最详尽的著述，也是《利玛窦中国札记》（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615）发表以前，欧洲最具影响的一部专论中国的百科全书。《欧洲与中国》著者赫德森（G.F.Hudson，1903—1974）评价：“门多萨的著作触及古老中国的生活本质，它的发表可以看做是一个分界线，从此为欧洲知识界提供了有关中国及其制度的丰富知识。”[68]美国学者拉克认为：“门多萨著作的权威性如此之高，它可以作为18世纪以前所有有关中国著作可供比较的起点和基础。”[69]《中华大帝国史》之所以在欧洲引起轰动，归根结底是该书回答了欧洲迫切需要了解的中国讯息，也就是迎合了时代需求。

门多萨在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和教皇格列高利的督促下完成了《中华大帝国史》的写作，英译本是在终生致力于建立英国海上帝国的哈克卢特的积极鼓励下得以完成，而荷兰文译本是在负责海外扩张事物的柯奈利斯·科拉埃兹（Cornelis Claesz，1551—1609）直接授意下翻译和出版。[70]由此可见，《中华大帝国史》的撰写、出版与翻译成欧洲各国文字都有其深刻的时代和政治背景。门多萨基本上将一个客观、真实的中国介绍给欧洲，得出中华大帝国处于和欧洲势均力敌的发展阶段，甚至在物质财富某些方面尚优于欧洲大陆的结论。当时的欧洲各国也是据此来制定相应的对华政策。欧洲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政体完善、国防强大的中国，因此欧洲国家只能将其视为贸易伙伴，而非侵略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该书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实际上对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的企图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71]。

蒙古人西征之后，东来探险的欧洲人亲历元明时期而写成的东方行纪在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可以通过各种行纪来了解中世纪欧洲人世界观。首先，这些行纪成为欧洲人认识东方、了解东方的必需参考资料，奠定了西方人的东方视域，在13—17世纪中叶的很长时间里，影响着西方人视野中的东方印象。其次，这些行纪刺激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成为大航海时代西方探险家进一步发现东方和整个世界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