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投资者成熟度的制约，理性的投资者群体是促进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在传统金融理论的假定中，理性的投资者以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并按照贝叶斯法则更新信念；而在现实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的决策行为与理论模型预测的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偏差。以心理学和认知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行为金融学证实了经济个体无法完全按照理性要求进行决策，表现出背离理性的金融行为。构建投资组合时的本地偏见与分散化不足、不是出于满足流动性需求或实现目标收益的过度交易、卖出盈利股票而长期持有亏损股票的处置效应等都是投资者典型的非理性行为。非理性的金融决策在微观层面阻碍了投资者分享市场改革的红利，损害了投资者个人的金融福祉；在宏观层面，投资者群体的非理性往往导致市场价格机制紊乱，金融市场合理配置资本资源的功能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探索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产生原因和降低非理性行为的有效方式，不仅能为以个体投资行为为对象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添砖加瓦，也能为监管层有针对性地制定引导投资者理性决策的相关配套政策提供经验证据。

对于如何改善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21世纪初的互联网投机泡沫和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表明，信息披露、金融产品设计、理财建议等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投资者的行为偏差，投资者金融素养的匮乏是危机爆发及危害蔓延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有关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个人金融素养的教育活动能较好地引导和规范居民的投资行为，纠正其错误的金融观念，从而减少行为偏差。金融教育是为个人提供基础的、必要的金融知识，促进其掌握投资技能、提高金融能力，并有效管理金融事务的一系列社会活动。由于个人投资者数据的可得性，已有研究多采用家庭层面的居民调查数据来探讨金融教育对个人经济决策如金融市场参与、储蓄、信贷与负债等的影响，而对金融教育与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关注较少。由于资本市场同样存在“干中学”效应，因此，对行为偏差分析的一类重要研究还涉及投资经验对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影响。随着投资经验的积累，投资者具有从交易中学习的能力，投资经验也是经济个体变得更为理性的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理论与现实背景，本书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提供的中国投资者教育现状调查数据和国内某大型券商提供的投资者交易数据，在考虑了投资者通过金融市场积累实践经验的学习机制下，系统地讨论了金融教育对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影响，从金融知识和金融能力两个维度分析了影响背后蕴含的机制，并从体系构建、反馈机制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投资者买入决策阶段的非理性行为，分析了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资产配置非理性行为。金融教育显著降低了投资者非理性的买入决策。投资者接受金融教育的程度越高，资产组合的分散化程度越高，持股单一化的可能性越低。金融教育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提升投资者的基本投资技能作用于买入决策，且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金融知识的投资者在进入金融市场后接受金融教育，会更为理性地优化投资组合，减少金融资产的集中化持有现象。此外，在数字金融发展缺位的区域，金融教育对优化投资者资产配置的作用效果更佳。

第二，对于投资者在交易阶段的非理性行为，分析了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过度交易。实证检验了金融教育与投资经验能否降低投资者的过度交易，探讨了投资者频繁交易背后的非理性决策心理。结果表明，提高投资者的金融教育水平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的过度交易倾向和过度交易程度。

投资经验与过度交易呈倒“U”形，即入市后具有一定实践经验的投资者倾向于过度交易，而随着投资经验的不断积累，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将选择适当的交易频率。金融教育纠正非理性交易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在于：通过降低投资者的赌博偏好与感觉寻求，并畅通金融能力传导渠道来提升投资者的信息解读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

第三，对于投资者卖出决策阶段的非理性行为，讨论了金融教育、投资经验与处置效应。金融教育显著降低了投资者的客观处置效应，金融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改善了投资者对处置效应的自我感知（主观处置效应）。而投资经验与处置效应呈“U”形，经验匮乏和经验丰富的投资者处置效应更严重。金融教育主要通过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信息获取能力降低投资者的主观处置效应和客观处置效应，投资经验主要通过信息渠道改善处置效应。

第四，对于金融教育的福利分析，以投资收益为例，借助添加金融教育投资变量的跨期选择模型，对金融教育与投资收益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推导，提出了研究假设。实证检验发现，金融教育是提高投资者金融福祉的有效方式。投资者通过接受金融教育提高了股票投资收益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且经验相对丰富的投资者盈利的可能性更高。从资产配置行为转变的归因来看，受金融教育程度更高的投资者，通过降低持股单一化和提高金融资产的多元化，提高了股票投资收益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从投资策略转变的归因来看，金融教育将降低投资者的趋势追逐倾向，提高投资者选择被动管理型策略的可能性，从而促进投资者获得高投资收益。

本书对监管层有针对性地制定引导投资者理性决策的相关政策具有参考价值。限于写作时间及水平，书中难免存在不足，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彭倩

202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