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无论何时何地，“粮”与“地”的关系都密不可分。“粮”乃人类生存之本，粮食短缺或者粮价大幅度上涨都会引发社会动荡，中国历朝历代的更迭以及近年一些国家的政府破产，无不与粮食问题有关。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粮食的追求不再体现在数量上，而体现在质量和品种结构上。“地”乃财富之母，无地则无粮。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多次圈地运动以及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运动，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再到目前正在进行的承包地“三权分置”（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和“三块地改革”（农村土地征收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无不说明土地问题之重要。

按照联合国的估计，截至2023年4月底，印度总人口已超过中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多次遭受饥饿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和人民为摆脱饥饿进行过长期的奋斗。改革开放以来，在人口不断增长和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情况下，中国以极其有限的耕地和水资源成功解决了14亿多人的吃饭问题，而且食物的种类日益丰富，品质不断提高，极大地改善了居民的膳食结构和营养状况，同时也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中国的粮食安全仍然面临着耕地和水资源短缺、水土污染严重、粮食生产成本抬升、粮食价格波动以及国际局势动荡等多重挑战。从长远来看，以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等转化用粮为引擎的粮食需求刚性增长的趋势仍将持续，粮食供需“紧平衡”将成为常态，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都不能放松。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以下简称“疫情”），使全球粮食安全面临多重威胁和挑战。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发布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2023）》，2022年，全世界估计有6.91亿至7.83亿人面临饥饿。按中位数（约7.35亿人）计算，2022年，全球饥饿人口较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增加了1.22亿人。到2030年，全世界预计有近6亿人面临长期食物供给不足。另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等机构发布的《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2年，面临突发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且急需粮食、营养和生计援助的人数连续第四年增加，有58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亿人处于危机以上级别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7个国家的民众即将陷入饥荒。2015年，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到2030年将消除贫困并实现零饥饿目标，但从近年日益动荡的国际局势来看，这个目标恐将无法实现。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是中国政府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而确立的一项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是针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形势作出的高瞻远瞩的重要论断。本书聚焦“藏粮于地”战略，在从大食物观的视角分析“藏粮于地”战略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藏在哪里”（藏粮的土地类型）—“能藏多少”（耕地的藏粮能力）—“由谁来藏”（藏粮主体意愿）—“如何来藏”（“藏粮于地”战略的实现路径）的分析框架，并基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粮食储备标准、中国《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提出的粮食储备标准和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储备标准，分别测算了“藏粮于地”战略的耕地轮作休耕规模。本书根据对中低产田的改造、“撂荒地”的恢复以及可利用耕地后备资源的开发而增加的粮食产量设计了“藏粮于地”的耕地藏粮能力分析框架，并计算了“藏粮于地”战略背景下的耕地藏粮能力，这也是中国潜在的粮食生产能力。本书还通过对东部地区的山东省、中部地区的河南省和江西省、西部地区的四川省的一些产粮大县展开问卷调查，运用0-1型决策行为的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藏粮于地”战略推进主体和实施主体的利益博弈以及农户种粮或轮作休耕意愿的影响因素。本书还对四川省实施“藏粮于地”战略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深度挖掘。在此基础上，本书从“藏粮于地”战略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机制建设、实现方式等方面提出了“藏粮于地”战略的实现路径。

本书除了在理论上对“藏粮于地”战略进行阐释之外，更希望能在实践中为各级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以加快推进“藏粮于地”战略落实落地，真正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目标。当然，“藏粮于地”战略涉及的内容众多，我们能力有限，本书必定还有诸多不足之处，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这也将成为我们不懈努力的强大动力。

汪希成

2024年9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