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研究评述

一 就业质量的基本含义

国内的研究大多通过对就业质量涵盖的内容进行阐述，进而给出就业质量的定义。从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就业质量所具有的特征出发，杨宜勇（1997）重点研究了失业冲击问题，其结果显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级别、政治面貌和工龄等因素会影响就业质量，而教育水平不会对就业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教育水平是就业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原因是劳动者主要依据自身所能提供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来获取收入及各项相关待遇，而人力资本正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郭丛斌（2004）的研究显示，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大小对资源的获取有直接影响，从而影响其就业质量，如行政级别、政治面貌和工龄等因素与人们在单位组织中的权力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则对权力乃至资源的获得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当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研究就业质量必须考虑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杨河清（2007）则针对大学生群体，从评价就业质量的角度出发，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指标体系，选取工作条件、劳动关系、社会保障三个维度来描述就业质量，这也是对就业质量所涵盖内容的一种界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还有的研究从就业环境、生产效率、就业对经济生活的贡献程度、职业社会地位、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发展空间等角度来描述就业质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考量就业质量，必须综合劳动力市场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和劳动者个人选择工作有密切联系的要素，比如劳动报酬、工作稳定性、个人满意度等。信长星（2012）在总结国家新时期就业工作及其政策的基础上，提出更高质量就业的含义，即充分的就业机会、公平的就业环境、良好的就业能力、合理的就业结构、和谐的劳动关系等。

二 就业质量指标的选取

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就业质量的研究比较滞后，宋国学（2010）对中国体面就业质量衡量体系进行研究，建立了包括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和社会对话四个维度的体系结构，并利用调查数据对我国体面就业进行了评价，见表2-4。

其他的研究主要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群体（陈俊傲等，2004；柯羽，2007；涂晓明，2007；谭璐、陈志波，2009）。对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的选取见表2-4。早期的文献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毕业生所在学校的特征等方面，近年来有学者开始考虑就业问题对用人单位和社会的影响，加入了社会认可度这一指标，用来反映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高低对其社会贡献大小的影响，而且认为指标数据主要应该由社会反馈得到。另外，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还加入了自主创业率等指标，用来说明大学生就业对市场导向的适应程度。其他指标与上述研究的结果没有明显区别，大部分指标集中体现了就业机会、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工作稳定性等方面的质量问题，但指标选取的角度有很大不同。

如表2-4，本书列举了几种主要的指标选取角度，第一种主要考虑就业的时间阶段特征，第二种主要从就业活动的相关主体来分析指标内容，第三种是从指标选取和计量的角度考虑问题，第四种注重指标的层次结构，第五种是从就业与社会、企业和家庭的关系角度来考量就业质量。这些选取指标的角度都蕴含了一定的经济理论与就业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仅从某一个方面考虑选取指标还很难将就业质量的内涵全部容纳进来，所以本书认为就业质量指标的选取应该同时考虑多个角度，以尽可能地建立全面的就业质量指标体系。

表2-4 国内研究的就业质量指标选取

续表

三 就业质量的评价

综观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我国的就业格局总结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前，在以国家统包统配为主的就业格局下，就业具有低水平的货币收入和全面的福利保险等特点。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国企发展，吸纳就业增加，同时非国有企业迅速成长，吸纳大量就业，其间虽然国企改革减员造成社会再就业矛盾突出，但这个阶段总体上就业质量提升较快。第三阶段是21世纪以来，经济结构转型加快，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就业、大学生就业、女性就业等问题凸显，就业质量稳中有升，但就业差异呈加大趋势，如行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因素差距迅速加大，造成就业不公。从具体的研究文献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下岗职工再就业是我国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就业问题。国企改革短期内给就业带来很大压力，影响了就业质量。从制度层面考虑，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我国还存在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健全、劳动力流动制度障碍明显等因素，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应该主要依靠制度变革。但是，只有人力资本生产制度、流动制度和激励制度的共同有效调整，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的问题。比如，建立有效的人力资本激励制度，激励劳动力进行跨部门流动，逐渐降低制度性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的分割性收益，使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完成互联互通（赖德胜、孟大虎，2006）。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规就业的就业质量是不断提升的，这可以从正规就业部门收入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保障的逐步完善等方面得到印证。而非正规就业者的就业质量则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被正规部门吸收的劳动力开始自谋出路，大部分成为非正规就业人员，其就业质量问题也随之而来；然后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规部门的就业人数减少，而包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城市失业者在内的非正规就业人数大幅增加。总体来看，因为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技术水平较低，所以劳动报酬较低，相应的工作稳定性也较差，发展空间小，社会保障不健全，因此就业质量较低（多丽梅，2007）。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会随着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而逐步减少，但我国现阶段非正规就业中的矛盾还很突出，不仅影响了劳动效率，还会对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

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劳动群体，近年来其就业质量备受关注。对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和权益保护问题的相关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多元劳动力市场仍未改善、农民工自身受教育水平低等原因，导致了农民工就业质量低下（程蹊、尹宁波，2003）。另外，农民工由乡村迁移到城市，脱离了其熟悉的社会生活环境，导致社会资本缺失，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行为、就业保障、就业质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农民工的生活质量（赵立新，2005）。虽然国家的最低社会保障等制度在不断健全，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并无明显效果（李实等，2009），所以横向比较，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普遍较低。同时，农民工的就业还受到劳动力市场分割因素的影响，制度约束不仅不利于农民工的自由流动，还会降低就业的稳定性和他们的社会融合度，从而影响就业质量。

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考察可以从就业满意度等方面入手。有研究发现：大学生不自主就业方式负面地影响了大学生就业满意度；大学生对就业起薪的期望越高，越难对其签约单位满意或满意程度越低；专业对口是大学生实现就业高满意度的关键，专业不对口会导致就业后的额外投入和对新工作的不适应感，从而降低大学生的就业满意度（涂晓，2007）。还有研究从大学生专业选择的角度入手，发现专业选择可以在远期影响就业质量（孟大虎，2005），这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大学生选择专业和选择职业的偏好是一致的，选择了感兴趣的专业可以为选择职业服务并在就业后对工作的贡献更大。另外，从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影响的视角入手，已有研究发现大学生要想获得更高的就业质量，必须挖掘人力资本的深度，从而拥有一个更高的人力资本质量（孟大虎等，2012）。

从性别角度对就业质量的研究得到的结论如下：农村妇女劳动力在农业经营中的报酬率高于男性劳动力，相反在非农业经营领域其报酬率明显低于男性劳动力（李实，2001），而非农就业的就业质量普遍高于农业就业，所以农村女性的就业质量较低。另外，因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是影响其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提高妇女就业质量的基础（费洪娟，2001）。从造成就业质量较低的起因来看，女性受教育程度、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歧视等因素是造成女性职工就业质量低于男性的主要原因（李军峰，2003）。还有研究发现，尽管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经济发展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被其他负面影响所抵消，而且虽然教育对女性就业有促进作用，但制造业等就业集中的行业并不要求教育程度很高，这也使得女性就业质量整体上提高不大（郝冉，2009）。就业质量的性别差异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其不仅反映就业质量，而且涵盖社会公平等其他因素，所以女性就业质量普遍较低的状况对于就业质量乃至整个社会公平程度的提升都具有很强的政策建议意义。

四 就业质量的测算方法

测算就业质量的基本思路是，用就业质量分项指标合成就业质量总指数，具体来讲，即由所选取的就业质量指标得分对应的权重（或者解释的贡献度）来计算总指数，这个权重可以是回归分析的系数，也可以是主观判断的权重，也可以是利用统计方法计算得到的权重，其反映相应指标对总指数的贡献程度，决定指数合成中的量纲。因而对权重的计算过程应该客观严谨，按照计算权重的过程，可以将就业质量的测算方法归纳为以下几类。

建立线性回归模型，用就业质量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对就业质量进行回归是考量就业质量指标贡献大小的方法之一，模型如下：

Y=α+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ε　　　　　　（2.1）

式（2.1）中被解释变量是就业质量，可以以大学生就业起薪平均工资衡量（也可以选择其他就业质量的代理变量）。根据刘素华（2005）的研究，工资是大学生自身价值及社会对大学生贡献认可程度的反映，工资水平是衡量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解释变量有大学毕业生数量、经济发展水平、高校教育经费投入、经济结构、大学扩招政策。建立回归方程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就业质量指标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但选取被解释变量的难度很大，因为就业质量不是单一的概念，其涵盖的信息非常广泛，用工资等单一的变量来衡量就业质量会大大降低结果的可信度，另外，即使选择多个变量来解释就业质量，也会因为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难以避免回归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用打分法确定权重是另一个计算指标贡献的方法，按照评价指标采用打分确定权重的方法，对每个等级的指标予以质和量的规定并进行相应的评分。最后，按照指标权重和所在类型的等级计算指标指数。打分法是最常见的方法，国内学者大多采用这种方法对就业质量进行评价。另外，层次分析法也是常见的计算权重的方法之一，层次分析法以专家的评判打分为基础，然后对权重进行合成计算，最终生成指数（柯羽，2007），可见层次分析法中有主观判断打分的环节，所以也将其归入打分法。

就业质量权重测算的客观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它们都是根据数据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具有分析过程客观、结果可靠的优点，但因子分析法需要较强假设，所以较少被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则因其计算过程客观、约束条件较少而被使用得更多。樊纲等（2003）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我国市场化进程指数，赖德胜等（2011）也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2007年和2008年各地区就业质量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进行了测算。另外，简单算术平均法也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其优点是可以直接进行时间维度的结果比较，这主要见于对市场化进程（樊纲等，2009）、国家创新（纪宝成、赵彦云，2008）、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袁卫，2010）等指数的研究。简单算术平均法具有权重平均和确定的优点，有利于提高调整指标数量的灵活性，而且具有直观和可比性强等特点，适用于连续年份的就业质量测算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