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莱在中国（1905—1966）
- 张静
- 19字
- 2025-03-28 19:31:35
第一章
初识浪漫：清末民初中国作家的译介
第一节
“摩罗诗人”：鲁迅眼中的雪莱
20世纪初年，雪莱开始引起一些中国文人的关注，虽然不具规模，但在那个年代，即使雪泥鸿爪也弥足珍贵。如所周知，鲁迅是最早把雪莱介绍进中国的作家之一。早在1908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在留日学生革命刊物《河南》上发表了《摩罗诗力说》一文[115]。“摩罗诗力说”这个题目，如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论恶魔派诗歌的力量”[116]。鲁迅抱着“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愿望，大力推介包括英国的拜伦、雪莱，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波兰的密茨凯维之、斯洛伐茨基、克拉旬斯奇，匈牙利的裴多菲在内的一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的“摩罗诗人”。[117]
在《摩罗诗力说》中，雪莱是排在拜伦之后被介绍的第二位诗人。根据北冈正子《摩罗诗力说材源考》，鲁迅在文中对雪莱的介绍大部分来自滨田佳澄的《雪莱》。[118]北冈指出，滨田佳澄的《雪莱》是一部对诗人思想深有同感并接近其“赤心”的著作。他称雪莱为“真挚之人”“赤诚之人”“至诚之人”，称排斥他的社会为“充满虚伪和伪善，宛如涂抹洁白之坟墓”，雪莱被他所处的社会排斥，只不过是由于头脑里存在的思想。[119]滨田这个基本态度，几乎原封不动地为鲁迅所接受。
在介绍雪莱的段落中，鲁迅首句便说，“修黎生三十年而死，其三十年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他将雪莱的一生定义为悲剧的一生：“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客意太利之南方，终以壮龄而夭死，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盖非夸也。”接下来，鲁迅用寥寥不过500字对雪莱的生平进行了介绍。从他出生于英国名门到入牛津大学因作《无神论之要》（即《论无神论的必然性》）而被开除，从他受葛德文的影响到前往爱尔兰帮助革命，从他认识拜伦到创作《伊斯兰的起义》，虽然字数不多，但已经勾勒出一个“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阙，此十九稘上叶精神界之战士，所为多抱正义而骈殒”的诗人形象。[120]
滨田的《雪莱》内容分为传记和作家作品论两个部分，目录如下：
第一节 幼年时代
第二节 学校时代
第三节 革命运动
第四节 忧郁生活
第五节 异乡孤客
第六节 悲惨结局
第三章 诗人之雪莱
第一节 彼之著作
第二节 雪莱与天然
第三节 诗人雪莱之地位
第四章 社会与雪莱
鲁迅对雪莱生平的介绍基本来自其中的第二章——“三十年之短促生涯”。该章是根据英国作家西蒙兹（J.A.Symonds，1840-1893）的《雪莱传》写成。[122]滨田的《雪莱》中，第二章约占整部著作的一半，无论从页数还是内容上都是全书的核心。但是，该部分在鲁迅《摩罗诗力说》对雪莱的介绍部分中，只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见鲁迅对雪莱的生平经历并不十分重视，他将笔墨更多地花费在了雪莱的著作上面。
鲁迅提到的雪莱第一部著作是《论无神论之要》[123]，这是一篇政论文章。鲁迅将这部作品归纳为“略谓惟慈爱平等三，乃使世界为乐园之要素，若夫宗教，于此无功，无有可也”[124]，也就是说，雪莱认为只有仁慈、博爱和平等才是世界成为乐园的要素，而宗教对此并没有什么功劳，所以不要也罢。正是由于雪莱在这部作品中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这一惊世骇俗的举动，他在18岁时便被牛津大学开除。自此开始，“顾已孤立两间，欢爱悉绝，不得不与社会战矣”[125]。他读到了葛德文的著作，“博爱之精神益张”，第二年便去爱尔兰帮助人民进行政治改革，但并未成功。接下来雪莱创作了长诗《阿剌斯多》（Alastor）[126]，鲁迅认为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索求美者，遍历不见，终死旷原，如自叙也”[127]。第二年雪莱前往瑞士，与拜伦相识，之后创作了诗剧《伊斯兰的起义》（鲁迅译为《伊式阑转轮篇》），“凡修黎怀抱，多抒于此”。鲁迅认为，该诗剧的内容，有着无限的希望和信仰，以及无穷的热爱，主人公拉昂“以热诚雄辩，警其国民，鼓吹自由，掊击压制，顾正义终败，而压制于以凯还，罗昂（即拉昂）遂为正义死”[128]，拉昂实际上就是启示诗人的先觉者，也就是雪莱自己的化身[129]。
鲁迅认为雪莱的成就在诗剧，而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是《解放之普洛美迢斯》（Prometheus Unbound）[130]和《煔希》（The Cenci）[131]。鲁迅指出“假普洛美迢为人类之精神，以爱与正义自由故，不恤艰苦，力抗压制主者僦毕多，窃火贻人，受絷于山顶，猛鹫日啄其肉，而终不降”[132]。雪莱将普罗密修斯塑造成为一个为了人类的爱与自由，不惜牺牲自己的英雄；一个面对强权而决不低头的强者形象[133]。《煔希》讲述的是一个弑父的故事，“记女子煔希之父，酷虐无道，毒虐无所弗至，煔希终杀之，与其后母兄弟，同戮于市”[134]。雪莱对这个诗剧很自信，可是发表之后，却遭到了许多批评，很大程度上不仅在于这是一个“以暴制暴”的故事，更在于这里面包含了一个弑父的主题，“论者或谓之不伦”[135]。但是鲁迅为其辩驳道：“顾失常之事，不能绝于人间，即中国《春秋》，修自圣人之手者，类此之事，且数数见，又多直书无所讳，吾人独于修黎所作，乃和众口而难之耶？”[136]这段为雪莱的鸣冤，并非来自滨田佳澄的《雪莱》中的内容，而是鲁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来的论据。
鲁迅认为，雪莱的作品得不到认可，是因为“修黎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阏”[137]。而与伪俗对立，正是鲁迅所赞赏的。关于雪莱作品的内容，鲁迅大部分取自《雪莱》的第三章第三节——“诗人雪莱之地位”。在此节中，滨田着重塑造了雪莱作为“革命诗人”和“理想诗人”两个方面。在对“革命诗人”的塑造中，他写到雪莱因自己的诗歌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产生失望情绪，继而花费笔墨阐释雪莱的诗歌是葛德文革命思想的表现，“葛德汶以哲学眼光论述之革命精神，通过雪莱化为革命诗歌。出自哲学家葛德汶冷静头脑之《政治正义论》，经由诗人雪莱纵横自在之想象化为《伊斯兰起义》、《普罗密修斯》、《麦布女王》”。他将革命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相联，认为雪莱的诗作就是“葛德汶之抽象思想，为雪莱醇化、幻化、诗化也”。[138]在滨田看来，雪莱之所以成为革命诗人，正是由于他将葛德文的思想体现在了自己的诗歌中，并以预言者的眼光，居社会之先，倡导革命精神。滨田的这些观点，也正如叶芝曾说的：“三代以来都认为《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只是对《政治正义论》进行的诗化押韵而已。”[139]
然而，鲁迅在引用该部分内容时，对雪莱受葛德文的影响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一笔带过，重点放在了雪莱与伪俗尖锐对立的关系上。不仅是对立，鲁迅和滨田还都讨论了雪莱的破坏精神，滨田认为：
在滨田看来，雪莱的革命精神主要体现在破坏上，对建设并没有太多建树。和滨田相比，鲁迅对破坏有所论及，同时他还指出了在破坏之后生成的新精神：“旧习既破，何物斯存，则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141]同时，鲁迅对破坏者与社会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加以严厉批驳：
鲁迅将雪莱视为“神思之人”，他充满力量的，“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这样的阐发是滨田在《雪莱》中没有提到的。
在结束了对于作品的讨论之后，鲁迅开始了对作为诗人的雪莱的评价。他的阐释集中为两点：第一，厘清雪莱作为诗人因何被世人压制。鲁迅指出雪莱对存有美的理想世界的追求是通过想象这一路径完成的。“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作为诗人，雪莱用自己的作品，来启发和鼓励尚未觉醒的人们：“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劫同其无穷。”正是因为雪莱与世人的不同，所以会被孤立排挤，“世则谓之恶魔，而修黎遂以孤立；群复加以排挤，使不可久留于人间，于是压制凯还”。[143]第二，解释雪莱如何与自然神秘力量进行感应。鲁迅指出，“独慰诗人之心者，则尚有天然在焉。人生不可知，社会不可恃，则对天物之不伪，遂寄之无限之温情”[144]。鲁迅的这个讨论，从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了这种解读：
鲁迅推崇“摩罗诗人”身上所具有的对个体独立性的张扬并由此带来的对现有制度的破坏，同时他又看到了雪莱作为浪漫主义诗人极具“神思”即灵感的一面。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鲁迅不仅在哲学观念上是浪漫主义的[146]，同时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他对浪漫主义诗学的创作观进行了细致描绘。鲁迅指出雪莱对存有美的理想世界的追求是通过大自然赐予的灵感以及想象这一路径完成的。鲁迅认为雪莱是“神思之澡雪，既至异于常人”，而这正是将诗人视作了“天才”，“旷观天然，自感神门必，凡万汇之当其前，皆若有情而至可念也”，也就是说放眼整个自然界，自会感受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当万物都汇集在眼前时，都好像有情而使人流连。这里的“神门必”“万汇”，都包含了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思想。因此“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147]当诗人感受到这万物之后，他的心弦也为之所动，于是与天籁合调，产生出无可比拟的抒情作品。事实上，这段论述，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一首诗歌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与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描绘的诗歌的创作过程相契合。
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提出了浪漫主义诗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一般说来，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他以风奏琴为喻描绘了这一过程：“人是一个工具，一连串外来和内在的印象掠过它，有如一阵阵不断变化的风，掠过埃奥利亚的竖琴，吹动琴弦，奏出不断变化的曲调。”[148]雪莱认为诗歌是外来的印象与内在的协调和参与的共同产物。实际上在他看来，诗歌是对于有感觉的物体做出情感反应的产物，与鲁迅所说的“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异曲同工。
鲁迅和雪莱对于诗歌的论述，事实上都暗含了一个观点，即诗人的创作是经由想象力的运用更自然地甚至是无意识地实现的，而这种想象力不是受理性而是受灵感的支配的。雪莱在诗论中将诗人的地位提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诗人是不可领会的灵感之祭司；是反映出‘未来’投射到‘现在’上的巨影之明镜；是表现了连自己也不解是甚么之文字；是唱着战歌而又不感到何所激发之号角；是能动而不被动之力量。诗人是世间未经公认的立法者。”[149]而同样，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同样将看重诗人的作用，将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与革命和社会的存亡结合在了一起：
鲁迅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诗歌或者说艺术对于国人精神人格的提升，对于民族国家的统一与强盛，是不可或缺的；而只有“摩罗诗人”才能具有这样的功用。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希冀他们创作出真正可以影响国家和国人的作品。鲁迅认为，诗人是拨动人们心弦的人。人们的心弦之所以能被诗人扣响，是因为他们心中本来存在着与诗人同样的诗。大众有话未能说出口，诗人便替他们说了出来。如上所述，要求诗人做大众的代言人，是说诗人应与大众声息相通，并非要求诗人束缚自己的思想勉强地去靠近大众、迎合大众。恰恰相反，鲁迅强调诗人要始终保持心灵的自由，保证诗歌创作能自由地抒写性灵。因此他推崇摩罗诗派，推崇他们敢于打破一切桎梏的精神。这和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对于诗人功用的论述非常相似。雪莱认为，“诗唤醒人心并且扩大人心的领域，使它成为能容纳许多未被理解的思想结合体的渊薮。……他必须设身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的苦乐当作自己的苦乐”。他指出，“在一个伟大民族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有益改革而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因为诗人“以一种包罗万象深入一切的精神，来测量人性的周围，探索人性的深度，而他们自己对于人性的种种表现也许最是由衷地感到惊异：因为这与其说是他们的精神，不如说是时代的精神”。[151]“诗人者，撄人心者也”，这也正是鲁迅早期思想的根本。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对于艺术的需要比实用科学和技能更加迫切。他弃医从文行为便是一个最佳的例证。伊藤虎丸对鲁迅的这个思想曾有过深刻的论述：
而这个分析，正与雪莱在当时为诗所做的辩护一脉相承[153]。
最后，鲁迅讨论了雪莱的死亡观。雪莱在活着的时候，便“久欲与生死问题以诠解”[154]。鲁迅说雪莱接受了柏拉图和培根对于死亡的观点，“吾意已满于柏拉图暨培庚之所言，吾心至定，无畏而多望”，因为他认定“人居今日之躯壳，能力悉蔽于阴云，惟死亡来解脱其身，则秘密始能阐发”[155]，也就是说，人被束缚在身体这个躯壳内而无法掌握完整的生命意义，只有死这一刻将临时才能完成生命的圆满。在柏拉图的《斐多》[156]中，面对死亡的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哲学家一直在练习死”，“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我们认为死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157]雪莱经常寻求死的方法。鲁迅举了两个他想溺水而死以追求生命完整的例子。最后他指出，“修黎真死矣，而人生之閟，亦以真释，特知之者，亦独修黎已耳”[158]。雪莱对死亡的态度，持的是一种哲学家的态度。因此，从死亡观这个角度来说，雪莱称得上一位哲学家。
北冈正子认为，雪莱不是像拜伦、裴多菲那样为革命斗争而献身的诗人。所以，鲁迅从雪莱身上得到的东西，也并非那些革命的行动。“如《麦布女王》作为工人运动的圣典感化了许多青年人那样，雪莱的诗作中充满启示人类的可能性的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认为它和贯穿着鲁迅生活的‘精神进化论’的战斗姿态具有同等价值。”[159]可以说，虽然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意欲塑造的是一个反抗的“摩罗”诗人形象，但是，他并没有将雪莱简单化，而是呈现出了一位丰富而内涵深刻的浪漫主义诗人。在鲁迅笔下，雪莱不仅仅是一个反抗的、“为世所不甚愉悦”的摩罗诗人，同时，他还是一个深刻的、与自然万物感应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