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榜样
——深切缅怀郝克明先生

谈松华

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夺走了郝克明先生宝贵的生命，一位备受崇敬的长者、学者、师者从此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中国教育界失去了一位通晓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改革全部历史的亲历者和推动者。我作为与她共事三十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为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万分悲痛。特别是，在她与病魔艰苦抗争的日子里，我也在千里之外的苏州病房中，未能探望她、送别她，这成了我终生的遗憾。这些日子里，与她一起的经历不断在我眼前涌现，一件件、一桩桩，串成了绵长的思念：那就是榜样的力量。

一、宏观教育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

郝克明先生以她执着追求的精神、突破难题的洞见和卓越的组织能力，成为我们的好领导和事业领军者，她在宏观教育研究上不仅贡献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而且做成了三件具有奠基意义的大事。

一是组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她调至国家教委政策研究室担任领导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深切体会到，制定政策不仅是起草文件的过程，还需要有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基础。1986年，在她的建议下，成立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1988年，国家教委上报国务院批准，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确定名称为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承担国家教育政策研究职能，归国家教委领导。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发展中心”）成立以后，承担了“应用型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面向21世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等十余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一项，教育科学成果一等奖两项。

二是在教育科学规划学科组中设立教育战略学科。1991年，在时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郝克明先生建议下，成立了教育战略学科组。当时人们对这一决定并不十分理解，有的人认为战略学科是管理学科的分支，应该放在管理学科之中。今天看来，这一决策非常具有前瞻性，奠定了教育战略学科的学术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年来，教育战略方面立项了一批又一批重大和重点研究课题，对推动中国宏观教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组建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为推动民间教育发展战略研究，郝克明先生曾经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成立了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但她认为，当时已经成立的五个一级教育学术团体都是以某一类教育为对象的，缺少综合性的宏观教育学术团体，不利于宏观教育决策研究。经报教育部领导同意，以她和我两个人的名义，给时任国务委员陈至立同志提交了申请报告，经批示，后获民政部批准，正式成立了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郝克明先生亲自担任了学会第一、二届会长。至此，形成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作为政府智库、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作为民间学术团体，二者相辅相承、相互促进的研究格局。

我与郝克明先生相识于1988年，当时我在上海市委工作，被派来参加国务院教育工作研讨小组（以下简称“研讨小组”）的座谈会。从那时起，我留在北京，参加了“研讨小组”的工作，继而调入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在发展中心、教育战略学科组和教育战略学会的工作中，我一直都是她的副手，和她一起搞研究、参与国家教育重大文件的起草、推动学术研究开展，深切体会到郝克明先生不仅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创始人，而且是新中国宏观教育政策研究的奠基者、引领者和推动者。她积极促进和搭建的这三个平台，以及通过这些平台形成的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践行者

宏观教育决策研究既需要以教育基本理论为指导，充分吸收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学、教育未来学等交叉学科的新成果，又需要把握教育改革发展实践中面临的全局性、关键性和前瞻性的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做出科学分析，提出可行的决策建议。克明同志在组织领导教育重大问题研究时，注意吸收高校和研究机构多个学科的专家及地方具有理论素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参加，特别是她多次亲自带领团队深入基层一线，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把研究工作深深植根于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的沃土上。

郝克明同志经常讲起的是“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课题研究时的调查。她精心组织了发展中心内外的强大力量，深入第二汽车制造厂、北京和湖北等地区的农村、最高人民法院等不同行业的单位，对机械、农科、法律、金融、临床医学等10个专业领域的高层次专业技术岗位知识和能力要求做了系统的调查，提出了应用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六种途径，直接推动了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建立了专业学位制度。

我亲自参加她组织的调查研究有两次。一次是1990年，在“面向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发展战略”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她亲自带队赴苏、锡、常和宁波、温州等地进行实地调查，采取与政府部门、学校师生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对农村经济改革和乡村工业化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与不同区域的教育改革发展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从整体上探讨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苏南在改革开放后主要发展的是集体企业，政府财政在教育发展中起了主导作用，苏南教育现代化也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区域教育现代化的模式。而温州在“文革”十年中人口倍增、人均耕地只有四分，加之当地素有家庭手工作坊的传统和永嘉重商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形成了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州模式”，与之相应的民办教育得到迅速发展。这次调查，我有一个突出的收获是，教育改革的目标和基本政策是具有普遍性的，但不同区域由于区位、经济、文化、历史和现实的差别，会呈现多样化的特征。调查所得，使我们在教育决策研究中注意避免一刀切、一种模式统到底的作法，积极鼓励地方改革创新，探索多样化的改革路径和模式。

另一次是1997年，郝克明先生带队赴山东烟台进行调研，为国家教委拟在那里召开的“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做准备。这次调研不仅走访考察了烟台市区的中小学校，还到牟平、蓬莱、长岛等县，对不同办学水平和特色的学校进行了入校调研。进入课堂听课，观摩分组教学、学生多样的实践和课外活动，分别召开了教育部门、学校领导和部分教师的座谈会，观看了多种形式的学生作业和教学成果展示，与部分学生进行了直接的对话讨论，使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形式以及学校教育改革引发的变化有了真实而具体的把握，为国家教委开好“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经验交流会”、确立素质教育在教育改革创新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案例。调查后，我们提出素质教育并非仅仅出于克服应试教育弊端的需要，而是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实施素质教育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统一起来；提出实施素质教育以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强调素质教育突出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的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获得积极主动、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这为破解当时教育界在素质教育认识和理解上的某些分歧和疑惑找到了依据，也为1999年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做了前期准备。

三、宏观教育研究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的先行者

教育宏观决策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直接影响教育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在教育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中，郝克明先生亲自主持和推动的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以下简称卡内基基金会）的教育交流合作关系，通过多年的交流互访，把宏观教育决策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向了新的更高水平。

1988年，我随郝克明先生出访美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卡内基基金会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揭开了双方合作的序幕。我们先后考察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社区学院、纽约的亨特社区学院，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及不同层次和类别学校的办学模式和特色。特别是此次访问正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起草过程之中，代表团受时任国务院分管领导的委托，征求在美华裔学者对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在克明同志带领下，访问团先后在华盛顿、旧金山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地召开了部分华裔学者座谈会，丘成桐、田长霖等著名学者都参加了座谈。华裔学者普遍表示了对中国教育的关注，直陈己见。他们介绍了华裔学者发起并在哈佛大学召开的“21世纪中国教育研讨会”的情况，对当时出现的中小学教师流失、优秀人才不愿从教的现象普遍表示了担忧，建议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吸引优秀人才从教。他们对于国内出现的学校通过创收弥补教育经费不足的现象提出异议，建议提高教育经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确保人才培养的需求。他们在发言中特别关注国家要从21世纪国际竞争的高度确立教育的战略地位。每场座谈会结束后，代表团都会立即整理纪要，直接向中央领导报告，这些华裔学者的意见和建议对国家教育宏观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90年，我随郝克明先生访问德国。这次访问是应德国经济合作部的邀请，考察的主题是德国的教育体系，但考察安排却不限于教育机构，还参观访问西门子公司等企业、巴伐利亚州的家庭农场等。我们通过实地走访和多方面的交流，从历史和现实、教育与经济社会的视角，了解了德国教育体系的独特性。德国教育制度是欧洲大陆型国家教育制度的肇始者和代表，在学校设置、学制等方面都不同于美国。深入德国访问，我们厘清了德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学校、不同学制的关系以及相互沟通的机制，绘出了体系图。德国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双元制的职业教育由联邦政府科教部、全国雇主协会和国家职业教育研究所共同建立的机构负责规划和推动，学校和企业密切合作，保证了人才培养适应企业发展要求。工科大学的教授需要具有四年以上在企业工作的经历，农场主没有取得大学农业相关专业毕业文凭不能自己经营农场。这些都为促进产学研结合奠定了重要的人才基础和制度基础。这次考察报告以鲜明的观点和丰富详实的资料得到了时任教育部长的批示。德方也反馈，该报告对德国教育体系的描述清晰细致，很有价值。

第二次随郝克明先生赴美访问是在1993年。这次调研的主题是美国高等教育多样化和地方化。美国有研究型大学I、研究型大学 Ⅱ、综合性本科大学、文理学院、艺术类大学、社区学院等不同类型的学校，各级各类学校都有明确的定位和课程系列，各安其位，各有特色，没有升格的冲动。我们在波士顿访问社区学院的时候，问过院长：“波士顿名校林立，你们作为社区学院有没有感到压力，想没有想过升格？”他的回答是，社会需要不同层次和类别的人才，我们培养不出哈佛培养的人才，但哈佛也培养不出我们培养的人才。哈佛毕业生如果要从事社区学院毕业生的工作，还是要到我们这样的学院学习、拿到证书后才能就业。我们过去一直认为美国没有职业教育系统，这次访问中，卡内基基金会介绍了当时美国有10600所学制在两年以内的、由各类行业协会举办的职业培训学校或机构，培养厨师、美容师等，学生毕业后多数在行业内就业（这类学校不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还有一些高中学校通过为学生提供不同类型组合的选修课程，办成工业高中、科技高中、艺术高中等不同特色的学校，虽然不叫职业高中，但带有职业学校的属性。我们从中体会到，美国虽然没有教育分流制度，但通过学校的类型和层次，为学生的成长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同时也较好地满足社会对人才多样化的需求。美国的教育管理以州为主，具有鲜明的地方化特色。尽管美国联邦也建立了教育部，但仍然实行地方为主的体制。州政府主要通过拨款、指导性规划、发布人才需求信息、鼓励校企合作等，推动高等学校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克明同志特别带领我们对佐治亚理工学院的校企合作做了比较深入的调研。该校教师的一些科研课题来自企业甚至车间中的实际问题。企业提供经费，大学进行研究。企业在大学设立办事处，了解学校的科研成果，通过孵化，转化为企业的应用。企业与大学之间的科研和生产的合作是有组织和制度保证的。我们到该校合作的佐治亚电力公司参观访问，发现学完基础课的二年级学生有半个学期左右的时间到企业进行生产实习。在实习中通过双向选择，企业确定了一批学生毕业后到企业工作。这些学生后两年的学费由企业支付，专业课学习会按企业的要求来选课，使学生的学习更适合企业发展的要求。这些访问成果，使我们深入思考在中国取消绝大部分行业办学的情况下，如何积极发挥行业作用，增强大学人才培养和科技服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当年访问的情况在当前会有许多变化，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型技术带动下，产业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即使当年美国强大的教育体系，今天也同样面临着严峻挑战。宏观教育研究面临着新的重大课题，只有不断地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推进教育乃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四、亦师亦友、平实亲切的领导者

郝克明先生曾经担任过国家教育委员会专职委员、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职，但她常常习惯以学者而不是官员的身份出现。与她共事的人，无论年长年少、职位高低，大都直呼“老郝”或“郝老师”，这些都与她平实亲切的做人待人风格有关。

作为领导，郝克明先生关心下属，在同事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是竭尽全力给予帮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克勇同志罹患肾病综合征，一度非常严重。克明同志不辞辛苦请求开轩主任的帮助，找到北大医院最著名的肾病专家，使老蔡摆脱了险境。同样，发展中心的张力同志曾过敏严重，住进当时的邮电医院，治疗效果不好。克明同志帮助他入住中日友好医院治疗。教育部和发展中心的不少同志，特别是一些女干部，喜欢有时间就找她聊聊，向她请教，她也总是有求必应。

克明同志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更是没齿难忘。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她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了我极大的关心和帮助。20世纪90年代初，教委给我分了房子，同事们帮助我放置了简单的家具（一个饭桌、一张木板床和两把椅子）。克明同志亲自来家里看我，当她身处我的“陋室”时，语重心长地希望我能够好好安个家，当即建议我买一个她自家刚买过的折叠沙发，既能休闲又能当床。1990年，我母亲在苏州太仓中风，正值我们一起在苏锡常调研，她不顾旅途劳顿，亲自到家里看望我妈妈。后来，她一直说，她完成了我母亲对她的托付。有一年，她告诉我，一天早晨，她从床上摔倒在地，电话就在咫尺之外，怎么也拿不到。她讲这件事，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一定要注意身体。克明同志于我不仅是领导，也是亲人、是大姐！

人生总有起伏，克明同志同样如此。在她处于困难境遇时，我们一起到上海音乐学院考察，我陪同她到琴房里弹奏肖邦的钢琴练习曲。虽然她弹得并不那么娴熟，但我为她内心的坚强和对生活的热爱深深地感动。

这几年，克明同志因病，行动有些不便，我们的交流少了许多。但我每年都去看她，与她一起聊聊。2020年，她谈到我的新书《历史的跨越——宏观教育政策视角下的中国教育》，肯定我在自序中对宏观教育的四点认识，认为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让我好好宣传，继续推动中国宏观教育理论向纵深发展。2021年中秋前，我和内人去看望她，聊了很长时间，她有许多话要说，还留我们共进了晚餐。那种友情亲情时时萦绕在我们的心头。当时感觉克明同志精神很好，思路清晰。没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永别！我因为身体原因，近年来也有些力不从心，没有把克明同志的嘱托落实好，内心很难平静。

斯人已逝，风骨犹存。郝克明先生永远是我们的榜样，学习和崇敬的榜样、改革和创新的榜样、为人和处事的榜样。榜样的影响永存！

2023年2月

谈松华：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司级）、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原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