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竞争性国家的诞生

1493年，即哥伦布返回卡斯蒂利亚王国之年，欧洲版图至少包含30个君主国。而500年后的欧洲国家中，有4个国家在16世纪形成，4个形成于17世纪，2个形成于18世纪，还有7个形成于19世纪，有不少于36个国家形成于20世纪。国家的兴衰是现代欧洲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文艺复兴以后的100多场欧洲重要战争，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因素。“国家如何造就战争”与“战争又如何造就国家”是理解国家形成的重要方面。黎塞留说：“力量说到底就是国家的实力。”[25]

现代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被称为“政治体国家”（State）。这与“古代国家”的“文化民族”有区别。如果说“文化体国家”（Nation）具有文化和情感色彩的标签，那么“政治体国家”（State）则体现了国家的强制性。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标志。1618年到1648年爆发了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卷入德意志内战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又称“宗教战争”）。战争以德意志新教诸侯和瑞典、丹麦、法国为一方，得到荷兰、英国、俄罗斯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和西班牙为另一方，得到教宗和波兰的支持。战争的代价极其残酷。德意志各邦国大约被消灭了25%—40%的人口；路德城维滕贝格四分之三人口阵亡，波美拉尼亚65%的人口阵亡，西里西亚四分之一的人口阵亡。为了恢复欧洲和平，1648年10月24日各参战国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中欧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它记录了法国的优势和哈布斯堡王朝对德意志王公的屈从；在宗教上，它通过给予加尔文教徒、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同等的权力结束了在德意志的斗争；在宪法问题上，它通过准予王公们签订对外条约的权力，使帝国的所有立法要以得到国会的批准为条件，使王公们的势力大为加强；在领土问题上，努力给所有主要索取者一些东西。《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人们不能再习惯于说“基督教世界”，而代之以说“欧洲”。[26]自此，确立了国家主权的独立性、统一性、不可分割性；强调了国际条约的神圣性并规定对违约国可以实施集体制裁；以王权为代表的民族国家开始取代基督教的神权，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一个以正式邦交形式和召开国际会议为互动模式的国际关系体系在欧洲初步形成。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经过100多年的争斗，到18世纪末，瑞典、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已不是大国，波兰已不存在，活跃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是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随着欧洲列强凭借船坚炮利，迅速向外扩张，把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欧洲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欧洲成为世界中心。1814—1815年《最后议定书》，1919年巴黎和会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是这一态势的发展。力量均势结构、战略平衡、国际政治民主化、大国强权是现代竞争性国家的产物，也带来竞争性国家的渴望。

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是民族国家竞争史。1450年到1815年期间的国际体系只有“国家主义”，并无“民族主义”，而“在19世纪，民族主义开始取代国家主义，从意识形态上巩固政治实体，但同样也是在这个阶段，阶级斗争第一次采取了有组织的、公开的政治形式。最后，民族主义和阶级斗争对抗性的合作在1914—1917年以后的时期变得非常强烈，成为社会运动和民族运动混在一起的反体系的力量，而保守的力量也用这种同样的混合来支持现状”[27]。现代民族国家的适应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8 世纪前，国家是征税者，以暴力和军队做后盾；19 世纪以后，国家是市场经济的保护者和工业化的推动者；进入20 世纪，国家是“民族”的建设者，是公民权利的维护者。[28]

与竞争性国家相伴而生的是西方对其他地区的殖民，带来了国家竞争全球化。如英国政府通过攻伐、诱骗和殖民等手段竟然成功占领全球近四分之三的土地。1870年至1914年，是英帝国权势的鼎盛时期，金本位、自由贸易和英国海军优势共同支撑了世界市场体系的开放与繁荣。1914年至1945年整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和由此而来的贸易保护浪潮。1945年至1979年可以称为“半球化”时代，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另一个则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东方阵营体系。1979年之后的30年，以美国为中心的体系不断扩张，进入了美国的独霸时代，这个过程可以被称为“美式全球化”，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的“美国化”。

伴随现代竞争性国家发展，国家治理思想发展起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福利国家（the welfare states）开始形成。“安全”（security）成为了关键词，指的是与社会顽疾、个人不幸以及不平等现象等概念相对立的“安全”（security against maladies，misfortunes and inequalities）。美国国会通过了包括“向贫困宣战”“保障民权”及医疗卫生等领域的立法400多项，将战后美国的社会改革推向了新的高峰。随着国家治理思想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上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F.A.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派相信市场的力量，他们一直主张：社会大众向政府让渡了太多个人自由权利，而以此换得的好处却少得可怜。此类新自由主义观点引发了半场革命（a half-revolution），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开始向福利国家发起挑战，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私有化，政府也开始推行减税措施。在今天的西方，政府消费了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20世纪之初，这个比例仅为10%。监管型国家（regulatory state）遭遇严重困境：在美国加州，理发师需要有职业资格证书才能进入这个行业；而在欧盟，布鲁塞尔就像蜘蛛网上的一只飞虫，已经被僵化的官僚作风搞得动弹不得。继“镀金时代”之后，美国进入了1890—1920年左右的“进步时代”，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采取措施对垄断进行了打击，使经济体系获得了自由；此后其他几位总统也开展了反腐败和提高效率运动并建立了一系列国家机构；20世纪初，美国还没有自己的中央银行，直到1913年托马斯·威尔逊总统才建立了强大的美联储；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以创纪录的速度建立了覆盖全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并在几年后实现了庞大的国内工业体系向战时生产的转型；20世纪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总统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消除贫困计划；罗纳德·里根和比尔·克林顿两位总统都在税收制度和社会福利方面推行了改革。[29]

简言之，竞争性国家的诞生带来了日益激烈的国家间竞争，促成体现国家实力的科技革命和国家治理思想的大发展。